心慕手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主修近代史的陈万雄自日本留学回来，一脚踏入出版界。
    选择并不偶然。陈万雄说，自己选择研读近代史，多少是出于对中国近代命运的关怀，“我想探讨中国的前途与未来，想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日本留学时，陈万雄体认到，“日本的出版业对国家进步起了很大作用，我从而相信国家要进步，提升整体文化非常重要。”
    实际上，中国近代出版也一直肩负着国民思想启蒙的重任。上个世纪40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担负着大后方书籍的供应，通常是从香港印好后，运到越南，再转运到重庆。陈万雄坦言，“商务印书馆没这个历史，我不会去。” 
    在陈万雄心目中，有两种职业很特别，一是老师，一是出版。“好的出版，除了经营企业外，应对文化教育有相当的承担。”30年出版生涯，陈万雄先后策划了《故宫全集》、《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中华文明传真》等多套大型文化书籍。
    陈万雄最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本草图录》。那时他刚入行不久，提出选题时，几乎所有老总都反对，认为一定赔大本。只有总经理李祖泽问：“你估计能赔多少？”陈万雄想了想说：“赚钱我没把握，不赔钱，我还是有点把握的。”李祖泽当即拍板：“这么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书，不赔钱为什么不出？”
    陈万雄说，那时年轻气盛，后来想，如果每套出10册，成本就要1000万元，一旦失败，商务印书馆都可能因此破产。陈万雄如履薄冰，精心策划，精打细算，最后，这套书出乎意料地成功，共出版了12册。

    道不远人
    1989年获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陈万雄说，自己曾经最大愿望是到大学教书、做学术研究。进入出版业后，工作繁重，他仍然笔耕不辍，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写出了《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等学术著作。他说，那时年轻，每天下班后，不眠不休地看资料、写书，有时甚至写到虚脱。年纪渐长，责任也加重，他就改写短文，汇集成《读人与读世》等随笔集。
    在这些随笔中，陈万雄如一位朋友，轻声讲述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他谈起，老一代文人的言谈行止令人起敬。沈从文先生“说话轻轻的，不带一点酬世的味道”，虽经过曲折人生，仍然一派纯真，没有任何世故和沧桑的印记。启功先生谦虚、温厚的同时，也有苛守和方正的一面。他也讲起，自己细致入微的中学校长，顽皮却让人受教的学生，商务印书馆学历不高但一丝不苟的老出版人……都是细微小事，但却如一杯清茶，让人余香绕舌，久久回味。
    陈万雄说自己很大的人生启悟便是“道不远人”——日常生活中坚持信念，那些看似微小的好事，持之以恒，其实是很艰难的。陈万雄写道，沈从文先生曾用轻松的语气讲起，自己“文革”时被派去洗厕所，如何把厕所刷得光亮照人。陈万雄说，当时自己年轻，仍能理解，沈先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即使身处逆境，做一件事，无论大小，无论贵贱，都要全力以赴。这是他做人做事的态度。陈万雄说，生活的周边都可以找到智慧，身边很多人的言行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很符合“道”的味道，让人受益。
    已过耳顺之年，也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出版人，陈万雄仍以“依然白发一书生” 为傲，在“几十年来奔驰于口食，驱驰于营役”后，不忘年轻时的理想。（记者孙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