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她着一身家常便服，随性、朴实、爽朗。说话时，整个人都会变得抑扬顿挫：时而低眉敛目，柔声细语；时而一板一眼，绘声绘色；说到不平处，横眉怒目，声音也高了八度，仿佛随时会拍案而起。
    一位有着充沛激情和正义感的女作家——这就是我对霍达的第一印象。
    故人故事：活在文学中
    提起霍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礼》。这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冰心老人誉为“奇书”的小说，问世20多年来，数十次重印，达数百万册，至今畅销不衰。在信息多样化时代，显示出纯文学的强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众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原型是谁？那位在玉的长河中沉浮一生的韩子奇，那位以短暂生命赢得无数读者的深深怜爱和感叹歔欷的韩新月，那位用文弱书生的双肩撑起爱的天空的楚雁潮……他们和作者有着怎样血肉相连的关系？20多年来，不断有读者向霍达询问这样的问题，有的甚至在信中说：“天儿凉了，代我向韩子奇一家问个好吧！”
    这些看似“痴情”的问题，让霍达无比欣慰，她却不能满足读者这真诚、朴素的要求。因为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虚构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须的，诚如鲁迅所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不能等同于艺术形象，如果一切都是现成的，作者只是记录下来，那岂不是太无能了？如果原型、素材比小说更生动、更精彩，还要小说干什么？霍达决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这些人物，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中活了起来，就让他们在你们心中继续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礼》贴吧引起热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何时能把这部书搬上荧屏。读者甚至讨论起角色的分配：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谁最适合演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又非谁莫属？据说，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却一次次被霍达婉言谢绝。
    霍达说，她创造了各色人物，也深爱着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一旦化为具体的影像，也许难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笔下的“生命”被扭曲、异化，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仍然以文学形象留在世间。
    这个回答似乎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霍达一向对于写作的全情投入与严肃态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销量最大、读者最广的作品，如果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受众面必将更加大大扩展，也许会创造一个收视率奇迹，但她并不把销量和票房等同于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她有着独到的理念，并以整个人生践行。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报告文学：呐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发生此事的县里采访。
    当地领导千方百计阻挠：“哎呀，路太远，要走十几里山路。车子开不过去……”
    霍达坚持：“不管路多远，我们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车，请两位记者参观糕点厂和雨花石厂，她们哪有这个心思？下午5点钟，那人又说：“县委来电话了，宴会都准备好了，等着你们呢，咱们得往回赶！”
    霍达说：“人命关天，还吃什么宴会？快走吧！”
    赶到村子时，天已经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间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 死者的妻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不配合纳粮，遭干部捆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农妇不擅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这哭喊，道出了她的柔弱无助，丈夫（在当地干部的口中只被称为“那个男劳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没得用了”，谁来为她伸冤呢？
    霍达把这呐喊写进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报告文学选刊》1989年第6期转载。文章关注的是粮食问题。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使高层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的经济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包产到户”的威力，忽视了对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继续创造，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此后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粮食订购任务，甚至上门抢粮，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粮食减产，全世界面临粮荒。霍达以沉重的笔写道：“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现‘失误’，我们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了！”
    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有质疑和抵制的声音，说此文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问“您当时觉得有压力吗？”
    她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的确，霍达无需害怕，她牢牢把握着行文尺度，大量的采访调查和一手材料，让其作品无懈可击。
    霍达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以必胜的信念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危在旦夕。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临残酷的自我抉择。选择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肿瘤随时可能复发。选择后者，生存期或许能够延长，但会丧失工作能力，苦战多年的研究成果将功亏一篑。死神在拷问一个大写的“人”，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了。”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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