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作家卞毓麟——阿西莫夫的铁杆“粉丝”
提起科普,少不了提一个人的名字: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他30多年的职业作家生涯中,为世人留下了近500部著作,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普丛书和科幻小说作家。
在中国,也有一个多产高产的科普作家:卞毓麟。年近古稀的他,也有30多年的科普生涯,著译科普图书约30种,主编、参编逾百种,发表科普文章500余篇。他的作品不仅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屡获图书奖,今年初更是以原创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欧阳自远院士合编的6卷本《嫦娥书系》正在申报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卞毓麟是阿西莫夫的铁杆“粉丝”,两人在很多方面也颇相像。但卞毓麟自叹没有阿西莫夫的天分,更遗憾中国没有那样的科普环境。
跨洋追星
“我读了您的许多书,并且非常非常喜欢它们。我(和我的朋友们)已将您的某些书译为中文。3天前,我将其中的3本(以及我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航寄给您。它们是《走向宇宙的尽头》、《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和《太空中有智慧生物吗》;我自己的小册子则是《星星离我们多远》……”
28年前,卞毓麟试着给阿西莫夫发出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5年后,在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卞毓麟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利用会后在纽约观光的空闲,打电话约访阿西莫夫。
那个周六下午,45岁的卞毓麟终于“追星”成功,登门与68岁的阿西莫夫相见。“您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阿西莫夫想想说:“这要看情况而定。比如前天就挺好,我从早上干到中午,又从下午干到晚上,一共9个多小时,完成了不少工作。昨天也很好,工作了一天,8个小时。今天上午有人来访,现在又约你前来,中午只读了点书,没干多少事情。”他还诙谐地添了一句:“所以你看得出来,我挺伤心的呢。”
这是他俩唯一一次相见。今年卞毓麟正好68岁,著作等身,不少人问他为何从事科普写作,他援引了阿西莫夫的话:“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卞毓麟解释,阿西莫夫曾被问“如果医生说你只能活6个月了,你会做什么”,回答是“我会加快打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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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副业” 一位天文界前辈说,卞毓麟是阿西莫夫最忠实的中国读者、译者、朋友、研究者。其实,专事科普之前的卞毓麟,与弃教从文之前的阿西莫夫,真是有好几分相似。 阿西莫夫出身于从事磨坊业的犹太家庭,3岁便随父母从前苏联移民纽约布鲁克林。他在家里开的杂货店中接触到科幻杂志,11岁开始写小说,19岁把稿子卖给了科幻杂志社。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先是在大学从教,38岁起开始专职写作。 卞毓麟出生在上海的亭子间,父母都曾是中学教员,幼时最喜欢看《幼童文库》,从中认识了太阳、行星、地球和月亮。初三时他第一次向老师说出“我想当一名天文学家”。最终,他如愿以偿考入南京大学数学和天文系。大学里,这个理科生却爱旁听中文系课程,常在图书馆手抄国学经典。毕业后,卞毓麟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 卞毓麟的科普处女作《黄道光》,在文革结束时发表于《科学实验》杂志,从此笔耕不辍。1980年底,他的成名作——对话体长文《星星离我们多远》出版,以郭沫若名诗《天上的街市》起兴,充分展露了科学性与文学性俱佳的特点,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他写的《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是女儿?》还入选《语文》教材。 然而,一位老同事直言:“在天文台,搞科普往往有不务正业之嫌。”甚至有科研人员讥讽科普为“小儿科”。卞毓麟也自知,任何科普作品都无法计入科研论文的指标。或许因为 “副业”很强,他在天文台成为天文信息组负责人,除了负责图书馆、数据库等工作,还要编辑《天体物理学报》、台刊等4种期刊。第一次申报正高职称,因为报了“正高编审”,被认为与“研究员”不属同一序列,结果宣告失败。第二年才评上“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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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环境 卞毓麟与阿西莫夫一样,有科学基础,有科研经验,有科学精神,但由于环境差异,大洋两岸的两个科普人境况迥异。 1996年,卞毓麟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不久接到一个“动员电话”,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打电话的吴智仁时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他力邀这位“兼职科普工作”者南下加盟科教社。 快55岁了,是在国家级科研单位“光荣退休”,还是“半路出家”投入科普?卞毓麟有点拿不定主意。而且,妻子在北京中学任教,临近退休;儿子正好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但吴智仁的真诚打动了他。卞毓麟带着妻儿回沪,出任科教社版权部负责人,从国外引进一大批科普图书版权,组织翻译、编辑、出版。“我本来差不多每年出一本自己的书,现在每年可以出五本、十本好书,值得。” 在他不大的办公室里,厚达800页的《科学编年史》样稿堆放在案头,他既是天文部分的作者,也是全书编辑之一。他坦承,作为“原天文学家”来写科普,其实特别吃力。前几日才看了最新学术资料,到落笔时又习惯性地怀疑其中的准确性,仿佛字里行间处处是问号,一一要求证。 在国内,卞毓麟这样的科普作家只是特例。文学作家搞科普,需要补科学课,版税收入又低,吃力不讨好;科学家们忙于申请经费和项目,把时间花在科普上太“奢侈”。卞毓麟坦言,因为难以养活自己,国内鲜有全心投入科普的职业作家,自然也少有一流的原创科普作品。 在美国,阿西莫夫受邀演讲,每次报酬数千乃至上万美元,动笔前预付稿酬可达上百万美元。很遗憾,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科普环境和受众群体。“但科普总要有人去做,就像玄奘取经,就像鉴真东渡。”这位学者气质的老作家甚至说,“我们的科普需要‘炒作’,更需要‘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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