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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离开了我们。人们在巨大的空白中悼念他，他和他的文章成为这个时代绵延时光中值得人们仰望的路标，指引着许多对生活感到困惑、迷茫和痛苦的人们。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他的那些文字早被选入教材，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资源。在百度“史铁生”贴吧里，有不少学生留下了自己话，那些忙碌的学生用简短的文字表达对史铁生的感激之情，史铁生教会了他们敬畏和感恩，这是他留给我们何其珍贵的礼物。他以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被限制的人生，告诉我们如何去奔跑、去飞翔……
■祝勇
一
2010年元旦刚过，史铁生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扶轮问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在离他60岁生日还差4天的时候走了。在流水账一样的散文时光中，这样的戏剧性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它带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辛酸；它修改了那本书的意义，使它由一个人的生命哲思，变成一种苍凉的告别。
史铁生说：“在你20岁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放那儿了，你的肉体被带到了受限制的状态下，你和别人一样，但你不能和别人一样走路。你无法躲避必须面对的就是痛苦。
“如果我问上帝为什么，我会因为得不到回答加倍痛苦；
“我常常感到搓火，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出处，或者说找不到仇人，为我正在遭受的一切注解。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最经常感觉到的就是限制。我时刻被自己的身体提醒，我不能随心所欲，那么人出生是干吗来了？
“所以我老是在想，我没法不想。面对限制和由此而来的痛苦，我必须想透。”
从21岁双腿俱废，到死亡前的最后一刻，40年中，史铁生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他比任何人想得都多，都深，因为除了治病，他几乎无事可干，只有思想与写作，有可能超越身体的限制，就像我在那篇写于11年前的《我读史铁生》中写到的：“史铁生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想能力，因失去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他的生活范围已十分狭小，但他的时间却被拉长。众生的生命都是快镜头，如永不停息的钟摆，唯独他的生命是慢镜头，像漂浮的游丝。仿佛他从上帝那里盗取了时间，或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里获得了时间。其实，他的时间来自他自己，来自他深邃幽远的冥想，来自他思想的时速，来自他每一寸时光中蕴藏的无边广阔的价值。”（祝勇：《我读史铁生》，见《散文叛徒》，第1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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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会走的史铁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散文的走向，使它开始告别“红、光、亮”的宏大视角，开始向人性的深处挺进。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地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人”的问题，在欧洲早已经得到发现和解决，而在中国却现在才要“从新发见‘人’，去‘辟人荒’”，虽然晚了点，但“总比不学该胜一筹”。鉴于此，有必要在文学中“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进而，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做了如下界定：“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并指出了两种重要的描写方法：一是从正面展现“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从侧面的角度来写平常人的生活，或从反面的角度来写“非人的生活”。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呼唤文学中的“人”，他赋予新文学的重要内涵或者思想就是展现这健康的向上的人性。人，第一次走进了新文学运动先驱者的批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此强调的“人”既有普泛意义上的“类”的概念，又有“个人”的含义，即“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内容方面着眼，提倡“普通”、“真挚”的“平民文学”，把文学现代性与“人学”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新文学明确了与旧文学在基本的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因而，有学者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首先揭起以西方人道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从而使文学革命由‘破坏’阶段进入‘建设’阶段，由形式上的改革进入实质上的形式与内容并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新文学实质性的宣言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秦新春：《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65页）
如果我们是猪，我们一定乐于表达猪的喜怒哀乐，然而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就不得不思考人的命题。这是常识，却是中国的写作者们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赢得的权利。因为文学中的人，在历史与政治的裹携下，早已面目不清。这几代努力者中，就有史铁生的身影。史铁生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完成一连串的生物过程，而是为了追寻一系列的精神实现。”于是，散文这种文体，在广场、街道以及虚空中游荡了数十年后，在史铁生那代散文写作者那里，又开始有了人的温度，有了属于人的欢乐与脆弱、迷惘与顿悟。不知史铁生是否注意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但他这样阐释他心目中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不仅应该关怀人的肉体，最主要的是得关怀人的灵魂。把一个要死的人救活，把一个人的伤病治好，却听凭它的灵魂被捆缚被冷冻被晾干，这能算是人道吗？”也就是说，实行人道主义，并非只是医生的职责，更是写作者的职责，这样才能实现普遍的人道主义。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自己的伤痛甚至残缺，我们被干瘪的政治大词蛊惑得太久了，以致于羞于说出自己的怯懦、不洁和困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文字里扮演着业余上帝的角色，句句是真理，而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散文于是变成报纸上的社论、会议上的表态、墓碑上的铭文，正义、正确、正统，却与灵魂的真实无关。鲁迅对人性的深刻省察、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在时光的磨洗中已经音讯全无。除了面前一片板结的冻土，和一堆被视为纪念碑的石头，史铁生那代人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史铁生开始了另一种写作——“人”的写作。与他同时，在他身后，同行者不绝如缕，以至于他离世的2010年，这样的写作已经成为诸多散文作家的自觉追求。不能说史铁生伟大，但至少可以说史铁生是勇敢的，因为他敢于道出生命的困顿，并无休止地追问生命的真相。在《扶轮问路》中，史铁生写道：“这57年我都干了些什么？——扶轮问路，扶轮问路啊！但这不仅仅是说，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扶着轮椅，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也不只是说，史铁生——这一处陌生的地方，如今我已经弄懂了他多少。更是说，譬如‘法轮常转’，那‘轮’与‘转’明明是指示着一条无限的路途——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的蛮荒与惊醒……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祈告，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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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史铁生的说法，“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的刘易斯与不能行走的史铁生是一样的，因为无论他们的现实与梦想有多么的不同，上帝在他们各自的现实与梦想之间设置的距离是相同的；约翰逊与史铁生也是一样的，这个在奥运会上战胜了刘易斯的飞毛腿，因服用兴奋剂而成为精神上的残疾者。以此推论，我们与史铁生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有限制，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也横亘着一段永恒的距离。史铁生说：“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史铁生语录》，见《京华时报》，2011年1月1日）区别只在于他是在轮椅上，而我们则是靠双脚或者车轮来寻找漂泊不定的道路，或者说，我们是坐在一个更大的轮椅上，身心疲惫不堪，精神残缺不全，因而更加依赖散文，来抒发内心的郁闷、牢骚和梦想。我们需要散文，而散文则在更高的意义上解救我们，它洞悉我们内心的一切秘密，并为我们提供出路。
生命是轮，是限制，散文就是轨，是走过的印迹，更是前方的可能性。前方神秘难测，却并非杂乱无章。它在我们的想象中，在我们心中。
史铁生的路不是空间的路，而是时间的路、生命的路、灵魂的路、散文的路、人道主义的路。它不能用公里数来表达，而只能用年月日、用精神的厚度来记录；它不能被看见，而只能被感受。它的路在纸上延伸，从21岁开始，延续了近40年。在2010年岁末合上他的书，我想说的是，这个用生命写作、沉浸于哲学玄思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会怎样想？那最后时刻里没来得及写下的话又是什么？我们这些在史铁生这类智者的散文里成长的写作者，会比他更睿智吗？进化论在散文领域存在吗？“人的文学”能在纸页的接力中，像电脑软件一样不断升级吗？思考越多，问题也就越多，而散文，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其意义恰在接踵而至的探索与追问中，如史铁生在获得“庄重文文学奖”时的书面发言中所说：“有终极发问，但无终级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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