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近影
    舒乙像父亲老舍先生一样深深地爱着北京，爱着北京的山山水水，爱着北京的一草一木，乃至爱着现存于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这不，当他用8年的时间，寻访、考证京城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即兴创作了散文《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涉藏文化古迹保护决策提供了准确有益的依据。继而众多媒体均以长达两块版面的篇幅争相转载，电视台也纷纷邀请他前往演播厅讲解现存于北京的藏字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历史。
    文学的力量有多大？作家应如何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探寻历史？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日前走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舒乙。
    那一年，他寻访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只是寻觅，不为祈福。
    那一天，他走进雍和宫，凝视着转经筒，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那一刻，他伫立在刻有藏字的石碑前，似乎听见六世班禅诵经的真言。
    那一瞬，他抚摸石碑上的藏文，感觉里，历史是那样的厚重，指尖是那样的温暖。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舒乙和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喇嘛庙，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对舒乙来说，此次前来是要看雍和宫的历史、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作用。说到雍和宫的历史，对雍和宫颇有研究的他如数家珍：“雍和宫的特殊之处和它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王府，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后，是皇帝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正驾崩后曾在此安放其梓棺，以后10年供奉过雍正的影像，在乾隆九年时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皇家第一喇嘛寺院。这个改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雍和宫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坐镇北京管理蒙古、西藏广大地区政务的总指挥部。”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兴趣的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4个面，分别用4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4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抄写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它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从历代石碑的碑文中获得创作源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复原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体认，是舒乙的精神信仰，也是他近年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
    每一块石碑，都曾经历过不同的磨难，都见证过国家民族的兴衰，它是民族团结的旗帜。
    每一块石碑，都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魄力的体现，它光芒四射，永垂青史。
    每一块石碑，都刻有一段灵性的文字，文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完美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演变成偌大的文化符号，凝结在中华历史与传统文明的骨髓里，流动在东方文明的血脉中，永恒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继在雍和宫发现皇帝御笔《喇嘛说》之后，舒乙又把探寻的视角伸到了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北海、香山。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安定门外黄寺路中段的西黄寺，与东黄寺并称黄寺或双黄寺。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也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公元1779年6月17日率3000人启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后启程来到北京。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