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经验与教训
    《1901》的作者王树增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不停地变革，不停地自省，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筛选自己的文化积淀。拿现在大家都挂在嘴上的话来讲，就是与时俱进。无论政治与经济，只有与时代发展同步，才能保持文明的新鲜程度，以及文明自我更新的力量。一个文明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曾经的成就多么辉煌，如果一旦失去自我否定的勇气，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内涵，就有被淹没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的一个铁律。
    就清代而言，中华文明在康乾时期的盛世繁荣，其背景出于全球政治和经济都相对封闭，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下，东方国土上的这个古老的文明无疑是世界前列的。而当世界的形势变了之后，这个文明如果再固守自己的传统，甚至固守到抱残守缺的地步的话，那么趋向灭亡的迹象就开始出现了。
    中华传统文明从1840年以后开始出现危机，原因很简单，世界的航海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拓展疆土，这个文明已不可能固守一方。我们闭关自守，却未能守住。
    王树增对中国传统制度与西方文明的差距也有较为深入透彻的思考。他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在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状态之后，社会制度和政治形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它的光芒照耀之下，帝制专制制度黯然失色。帝制当中存在一些弊端，包括冗杂而腐朽的官僚体制、残忍的刑法制度以及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官僚阶层的穷奢极欲，暴露无遗。
    中华文明，必然有其优势与伟大之处，但是我们民族严重缺乏自省精神，保守、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之内，我们既不想让外来的风吹进来，也丝毫没有把风吹出去的欲望。

    在历史中寻求启示
    戊戌变革实际上有一个样板——明治维新，戊戌变革甚至是想将其原封不动搬过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呈给光绪的那些变革文件，包括提出的官制改革、体制改革，甚至是宪法，几乎都是日本明治维新原封不动的文件。日本的明治维新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保留了皇室，我们的变革者认为这是最适合中国的，而暂无考虑君主立宪制适不适合中国，当时还没有明确君主立宪在政治体制上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层次。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在皇权的框架之下，引进了一些具有政治文明进步意义的做法而已。当然，那时也涉及了社会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权利、自由、平等这些理念。我想，戊戌变革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至于国体是变成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立宪制，是美法式的，还是英德式的，这些都还未涉及。
    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康有为那时候的层次了，直接提出来要建立共和。共和是什么概念？共和制是否定帝制的，就连君主立宪制都抛弃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一个飞跃。
    戊戌变法虽然仅仅触动了一点旧体制的皮毛，但也应肯定它的意义和合理性，因为变革需要一点点变，不能“窒息”变法。
    《1901》和《1911》当中，作者多次用了“晚了”这个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朝廷是有强烈的变革欲望的，它已经宣布君主立宪了，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晚了。晚了多少年呢？大约30年。
    王树增曾多次指出，经济和政治是国家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政治经济是不可分的，它要求执政阶层不停地打开思路，不停地勇敢往前走，不停地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反省自己，以谋取这个民族的光辉的未来，一成不变地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1901》就是写这个，《1911》也是写这个，变是世界万物生存生长的根本。执政阶层不能只顾自己手中的权力，总觉得一动自己可能就要失去什么，要记住历史的经验证明，谁大胆地往前走，未来就属于谁！从来守业都是在创业中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是渐进的。虽然渐进意味着一个过程，但是要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时候，这个情势已到，一旦错过，则补救不及。而对于政治与经济的进步，它有多种样式和形态，很难说哪一种形态是对的，哪一种形态是错的，没有绝对的，只有适合的，即适于本国国情的。（脚印）
    《191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于201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