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8月出版
朱维铮的《重读近代史》是一本用思想还原历史、追问历史的书。朱维铮是难得的历史观念的梳理者。
消解虚拟的历史常识
以《走出中世纪》、《维新旧梦录》、《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扎实文字著称的历史学家朱维铮并不像时下一些媒体学者那样多产。朱维铮的《重读近代史》对虚拟的历史常识进行了消解，力图还原历史真实。朱维铮的质疑其实是一种常识的发现，而常识则是历史叙述的起点。对于“两炮论”，朱维铮认为无论是鸦片战争的炮声，还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都是一种修辞、一种文学性描述，炮打是外在的，由此而来的觉醒却是自觉的。
中国开始告别中世纪，是自行“走出”，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轰出”，虽是一字之差却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两炮论”虽然从逻辑上能够讲通，但是，逻辑不能代替历史。传统中国虽然被巨大的惰性力量所左右，却并非一潭死水，其中的变化是需要细细体察，不可一笔抹杀。“两炮论”虽然界定清楚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是也腰斩了清史和民国史，这必然造成历史叙述的不连贯和真实性的缺失。
朱维铮把“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类的命名称为伪命题，我想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历史不是为教科书准备的，也并非某种理论的注脚，更不是按照某种公式推演出来的。解读历史，不可能完全排斥个人经验和先见，因此共识总是有限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朱维铮对于许多著名论断的质疑，并非刻意反其道而行之，他唱反调的文章大都是千字文，没有拖泥带水的长篇大论，可谓是一语道破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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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以论带史”的误区
陈寅恪先生主张“从史实求史识”，洞见来自对历史的深切理解，而不是凭空宏论。历史判断一旦成为话语霸权，往往就会把史实材料当成某种资源争来抢去、揉来扯去，最终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朱维铮提出，“历史不可‘大胆假设’”。因为我们常常为了假设的圆满和丰润而进行溢出历史真实的表述，从而放弃了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钱穆语）。历史叙事的空洞性来自真问题的丧失，历史研究模式化、研究思路类同化。所谓“史学危机”，实质上是价值危机、意义危机。朱维铮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读也是价值的重构，朱维铮指出，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断言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就意味着全社会性质已起根本变化。“既然迎合专横的意识形态，必定百般曲解历史，‘以论代史’，可谓逻辑的必然。”史学的危机也是方法论的危机。所谓重读近代史，其实就是厘清史实、消除主观论断的阅读过程。
史学界多年来积累下来嫌贫爱富、厚此薄彼的毛病，不遗余力地讴歌盛世，而对衰世则纷纷落井下石。朱维铮发现，“通过历史实相，所谓盛世往往思想令人窒息，所谓衰世往往学问纷争不已”。衰世绝非一无是处，弱势的统治者往往开明，而强势的统治者则霸道无比，虽然前者的开明处于滑坡态势下的无奈，却在无意中给社会变革开启了缝隙。过分美化盛世，搞强者崇拜，是有意对历史误读。历史学家虽然只能当事后诸葛亮，但是不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市侩。朱维铮指出，“康乾盛世”这一命名就有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中间删去了雍正十三年，更重要的是，雍正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了极致，是无法绕过的一段历史。雍正时期固然有与康熙乾隆时期迥然不同，但是，这差异中却暗含着历史的逻辑。
拒绝用全知全能的姿态解读历史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一种全知全能的聪明和傲慢，似乎对历史规律了如指掌。而这种自信往往不是建立在深切细读历史基础上的，靠肢解、删截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堪一击的。汪荣祖说：“过去的时代进入历史，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格，不能光凭新时代的一切去理解，而必须进入旧时代去理解。”所谓进入旧时代去理解，不止是广泛占有史料，更重要是的体味当时的历史情境和语境。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后才成为一种呈现或表达。因此，理解远比修辞重要，发现远比想象重要。
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复杂性使其充满矛盾和悖论。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从细节入手，才能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关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原因，历史学家多用雨果的“强盗说”一言以蔽之。读《重读近代史》，方清楚火烧圆明园体现着英法侵略者的复仇之心，作为大清皇帝“夏宫”的圆明园，是“天朝”实际的政治中心，满清皇帝下达的绑架虐杀英法人质的诏敕，都由此发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报复只是一个借口，但是，在历史现场之中，圆明园遭受重创的历史真相，却不能不明察，这不仅关系到历史史实的叙述，也关系到历史的实然状态与原因，历史是因果关系互相转化的结果。
历史是一条河流，历史事件往往既是上一段水流的末尾，又是下一段水流的源头。我们不能把历史事件放在一潭死水里研究，而要如柯林伍德所言，不仅要追寻事件的过程，更要探索历史的思想过程，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丁国强）[!--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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