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生的交往其实不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位悬殊，宛若云泥。先生于我，向来“危乎高哉”，我始终仰望着先生。我没有瑞士人迪伦马特的勇气，把前辈权威只当作“对话者”和“激发者”，尽管我心里明白，迪伦马特的说法不无道理。
    交往的多寡究竟也有限量，而影响的深浅则属无形。就我个人对戏剧的认识，更把话往绝对上说，中国剧作家堪称大手笔者，曹禺一人而已！人艺被称作“郭（沫若）老（舍）曹（禺）”剧院，“郭、老、曹”并提，且置曹于末位，妥否？当然，学术上的排序不必过于认真，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当年当事人就有异议，后代后来人更多歧见。倘若论及真正对戏剧艺术规律有精准把握，则非曹莫属，郭与舒，不及也！更有高风亮节，先生作为人艺一院之长，全力揖让郭与舒的作品在人艺舞台上占尽春光，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我每每感到先生对人对事常有一种伟大的宽容。近些年来，人们对先生则多有批评，这种批评包括为人和作品。
    先说作品，尖锐的批评集中在他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写的几个剧本上；而对早年间的名著，批评者尽管肯定，却无意捍卫，面对演艺界那些肆意劫掠的行为，始终未置一词。我的惊诧更在先生的涵养！他的作品被后来者“改编”的次数几乎不可胜数，他似乎没有反对过，他宽容后来者施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他容许后来者站在他的肩膀上眺望，啊，那是向茫昧眺望！该怎样解释呢？与其说他不计较，莫如说他有一种巨人的自信。尊家听说过曹禺先生明白表示过他支持哪一种“改编”或曰“解构”、“颠覆”吗？换个角度，尊家无妨想想，《诗经》、《楚辞》需要“改编”吗？莎士比亚需要“改编”吗？在下说得再直白点，不朽的杰作是不可以“改编”的！许多“改编”者无非借助曹禺先生的大作“沽”、“钓”时下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当此际，我相信先生在九天之上当“颔之而已”。（语出《左传》）
    中国研究曹禺的专家田本相君，写了一本《曹禺访谈录》，书中披露了曹禺先生的内心世界，他几经斟酌，以“苦闷的灵魂”为正题。我赞同这个正题，并应田兄之邀，写了一篇文论，题目由兹而来——《惟其苦闷，所以伟大》。我认可一个道理，天才原本都是苦闷的灵魂！文章寄到《中国戏剧》，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很赞赏，而主编却压制，说现在是太平盛世，有什么“苦闷”！主任为难了，真有点“苦闷”了，问我可否转给《文艺报》？我说，哪棵树不能吊死？文章便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似也未有诽谤盛世的不良效应。今日重提这桩往事，遑论如烟如铅，鄙人已经出离愤怒了；当下的意图正是着眼于“苦闷”二字，重新解读曹禺先生。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曾听万方说过，好多年前，曹禺先生时常在夜间独坐阳台，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跳下去……乍一听，脑袋瓜儿嗡然震荡，似要开裂，如我这般快意朵颐、贪恋残生的主儿简直不可思议！渐渐地，万方的话被我演绎成一个场面，定格了，我也渐渐悟出些什么。
    我更想起不少人对曹禺先生人格的批评，自然都是善意的批评，尤其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那封出了名的信，最具代表性。
    黄先生在信里首先表示“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然后指出曹禺先生 “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溪流”，语气相当率直，“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听说黄先生是个很有才气且极具个性的人，他的批评似也有理有据；然而，在我看来，诚然值得商榷。从表面看，华赡的文采难掩偏激的立论。所谓“为势位所误”，是不了解曹禺先生人格的一种误读！先生的内心并不追逐“势位”，果有“势位”，他也是“应该应分”的。中国戏剧界的领袖人物（从前叫“排头兵”，当下时髦语叫“领军人物”），除却田汉、曹禺，还能有谁？事实上，“势位”问题恰恰是他的无奈和痛苦。比如，与“势位”偕行的不止是名利，更有永不消停的表态（包括言论和行动），甚至“作秀”。所谓“萎缩”，同样似是而实非。天才的海洋永远澎湃着波涛，只不过为更广大的穹庐所覆盖，我们只能偶尔看见海洋的一抹浪花。比如，上述田本相君的访谈录中所记述的曹禺先生的真知灼见，又如，那出有“主题先行”之嫌的《王昭君》，其中孙美人的艺术形象分明昭示着一种制度的陪葬品的全部内涵，那是天才的灵光一闪，令我想起普希金《致大海》的不朽华章——这是“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人们见过鲁迅先生所说“奔突”的“地火”么？或者地表下注而不满、酌而不竭，静静流淌着的江河?
    黄先生因为“尊敬”所以要求要“严”，是个很奇怪的逻辑，或许是“站着说话”的逻辑？语云“疏者宽而亲者严”，“尊敬”未必便是亲者，凭什么这般“严”要求前辈？奇怪的逻辑暂放一边，更应该指出的失误是黄先生这封信的矛头指向。如果说，曹禺先生“解放后”的“不作为”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因由绝不仅仅是曹禺先生们自身的弱点，或者发轫于奴性文化传统的“集体责任”，归根结底是曹禺先生们的生存环境使之然。
    听说曹禺先生把黄永玉的信郑重其事地裱挂起来，我蓦然想起司马光的“警枕”，司马光“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王应麟《困学纪闻》）莫非曹禺先生以此信为警示，一日三省吾身？我回想这些年来所见所闻曹禺先生行状，不由得深深叹服先生面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生存环境，竟能养成如斯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又不失大海的胸臆、赤子之心！
    重读曹禺，我渐渐认识到一种胸襟、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叫宽容。（郭启宏）[!--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