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符其实的“著作等身”，是张晋藩的骄傲。
    新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每个侧面都是故事，每个故事都耐人寻味。
    1979年开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煌煌十卷本，用字五百万，历时十九年，经费仅为十万元社科基金。据说这部书几乎集中了国内法律史学界全部学术力量，这意味着数十位学者都愿意跟着他“义务劳动”十几年。
    1957年公开撰文提出“法律的阶级性不能否定法律的继承性”；1963年撰写教科书《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力图破除苏联教科书理路。这些做法在当时不啻“挑衅”。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却从来没有戴过右派帽子，从来没被红卫兵小将武斗，恰恰相反，学生们还主动保护他。谈及原因，先生笑言“人缘好”。铁骨铮铮，不碍君子谦谦。
    1970年拖家带口到江西57干校劳动，采茶、插秧、打石头，夜晚就着煤油灯写文章。翻看当时的诗作，偏偏都是这样的句子：“绿染江南四月天，潇潇细雨润如烟”，“牧童月下归来晚，柳叶当笛信口吹”。像是度假，也像归隐，唯独不像下放。
    治学六十载，著作等身。目录用三号字誊写在A4纸上，可以打出28页。2000年70寿诞，却把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为《未已集》，老人自己解释这种心境：“在学术道路上，依然‘载欣载奔’。”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收获倍惜耕耘事，为学何尝不如斯
    1954年8月6日的《光明日报》，竖版繁体，本报记者也是第一次看见。《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一文是头条，显眼。
    这是张晋藩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时他24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那一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政研究成为他进入学术领域的门径。“当年研究宪政是热点，但后来这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从他的著作年表中勾出和宪法史相关的成果，是一条纵贯60年的直线：1955年《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1979年《中国宪法史略》，2004年《中国宪法史》。这是指著作，相关的几十篇论文不包含在内。
    与这条线平行的，是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监察法史等其他专门法史的研究脉络。当年国家法制草创，每一项努力都是在填补空白。而现在，这些勾画在28页A4纸上纵横交错的目录，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构架。
    最难的是法制通史的撰写，时间上要上溯到上古的氏族战争，门类上要包含刑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等诸多项目，每一项都涉及到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集纳提炼。这是学术上的“难”，更难的是组织工作，一项大事，人力、物力、财力一时难备，都是问题。
    张晋藩决定挑战这个大部头。那是1979年，中国学术界春风回暖，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他遇到了美国学者兰德彰。对方告诉他，在1979年前，国际上已经组织了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从未邀请过任何大陆学者参加。美国学者的语气带着遗憾——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张晋藩这样的法制史学者，也无从了解大陆的学术研究水平。
    张晋藩伤了自尊心。“政治气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作出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1979年秋天中国法学史学会成立时，张晋藩提出了编写多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的设想。很多与会者都记得这位素来平和的学者在大会上的慷慨陈词：“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我们这一代法制史学人的罪过！”
    由张晋藩主编、集结了当时中国法律史学界所有学术力量参加的《中国法制通史》，于1980年1月正式开始编写。正值浩劫之后，所谓“法律史学界所有学术力量”不过20余人，起步之艰难，可想而知。“到了1985年，情况好起来。很多大学都恢复了学科建设，博士生们补充上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申请到了社科基金。”
    还是一波三折。社科基金十万元，在当时已是巨资。但著作规模太大，时间战线很长，在出版了《清朝法制史》和《根据地法制史》后，出版经费又出现了困难，其他三部成稿困在了张晋藩手里。编写工作再度陷入低潮。
    新的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律出版社表示愿意承担出版任务，出全十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又一轮编写工作马上如火如荼展开，好在中国法学界已经有了充足的人才储备，编写效率远远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前已出版的两卷本也得到了重新订正。千禧年之前，这部凝结着张晋藩和法律史学界全体学人心血的《中国法制通史》终于问世，成为法律史学世纪之作。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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