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电影手册》(第五辑)程青松主编,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关锦鹏:既近且远,既远且近
——程青松专访关锦鹏导演纵谈华语电影创作及同志话题
关锦鹏:我相信香港电影的传统本来就是在商业取向的工业环境,跟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五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基本都很注重包装,也不停出现很多大演员、大明星。所以我觉得就拿新浪潮来讲,他们第一部都不见得用非专业演员,不太像台湾新电影,坚持本土气质,一定要用非专业演员。
程青松:跟那时候的经济环境也有关系吧?
关锦鹏:也不完全。
程青松:我们在70年代末,大量的香港电影,比如《画皮》等等,都是明星的。包括当时上海的歌手去到香港都是明星的包装,大陆文革是在革命路线,台湾又不太一样。
关锦鹏:电影工业到新浪潮出来,我们从来不排斥用大演员,大演员也愿意有时候来当新导演。
程青松:《胭脂扣》基本都是大明星。
关锦鹏:哪怕邱淑贞,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大明星,拍完那个戏就退休了。
程青松:《牡丹亭》等等都没有拍。
关锦鹏:《哈克伯》是立项不过。
程青松:《独唱团》不允许出第二期。
关锦鹏:他们说不是因为韩寒,是因为意识形态,到这个层面,一场戏、一句对白,是整个艺术形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包括投资方,我们花了一百多万,比如剧本、前期,我们已经在广东、广西很偏远的地方,都已经在选景了,也找到了很不错的景,我们开始是找英都合作,他看完我们的剧本以后可能估计不是他们想象那样,所以就耽误了一段时间。《牡丹亭》也是剧本都弄好了,王慧林的剧本。我相信当然也跟《牡丹亭》的预算太高有关,可能要到七八千万,加上梁朝伟,我们接触梁朝伟来演汤显祖,他也愿意考虑。
程青松:大家都在等。
关锦鹏: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都是大片、大演员,也没拍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小成本没有上映来讲,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那群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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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青松:《有时跳舞》你是从民国一直回到了现在。以前的电影,包括《胭脂扣》,其实你的电影虽然很多电影写的是民国,但是是以现代的视角,这个倒过来了。在《阮玲玉》里是剧情片和纪录片,也是通过现代的张曼玉,通过你自己和几个演员解读那个年代的明星。我感觉香港电影一直有一个商业包装,但是你在电影语言上有非常大的自觉,一直都有很多探索,我特别喜欢《有时跳舞》,特别像非典之前的预演,由于瘟疫,大家都有一些漠视的东西。大家说现在的文艺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明星塞进去,随便找一个故事就行,你的电影一直在叙事方面都有自己的追求。 关锦鹏:应该从我小时候喜欢看电影开始,刚才也提到了,小时候家就住在一个大戏院旁边,看邵氏的武打电影、歌舞电影,所以我还是在香港电影那种氛围里长大。我相信其实不多不少,不管参加训练班或者练了五年,从中一到中五念了五年的理科,突然一个暑假转变了,从纯理科到纯文科,我相信都是演了红蓝剧社的话剧,红蓝剧社是很有名的学生搞的剧社,哪怕那个时候,都不只是喜欢看电影,更不要说想过做导演,甚至你刚才提到的对电影语言的追求,我觉得完全是真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管是无线电视或者是跟着导演出来拍电影,我相信我们如果那个时候在无线电视当拍长篇电视剧的副导演的话,我搞不好就不是这个路子了。 要说学许鞍华学不来,学谭家明也学不来,他们对电影的态度和执著的东西一定会有一些对我的影响,但是不能单单说对电影的需求,这和我的性向也有关系,和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也有关系,甚至跟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大的家庭环境,我的姑母是二房东,我爸爸妈妈夫妻俩住一个小房间,一家几口住在里面,我觉得学校教育也有关系,我上的培正学校非常好,还有德育课。我是老大,弟妹都没有我的福分能被安排到很好的学校读书,仅有几个香港的中学学校里有德育,所以一周两节课,跟它是基督教的学校有关,我也曾经在中学的时候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现在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独特的一个宗教信仰,我相信跟我自己的成长和方方面面,包括性向,为什么我到96年很坦然面对,中间的过程,你刚才问我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原因,而不是单一的只受了许鞍华的影响,可能有他的影响,但是他可能只是其中之一。 程青松:从个人的成长到当时学这个专业时候的大环境以及跟这几个人包括个人有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就在讲,你的电影当中还是跟香港的其他的商业类型的电影不一样的,是自成一格的。也许就是因为你就是这种风格,就是这种追求,大家反而也能去接受。如果说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可能并不一定是属于你的标识。从你开始第一步到后面一步一步来,不管怎么拍大家都是能接受的,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你开始拿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也许别人并不一定喜欢。 关锦鹏:我相信我这个人,别看我的外表温温吞吞,但是我里面有一种执拗在里面。我为什么会选择《女人心》到《地下情》,我很容易被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的生活经验所触动,当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能不承认我哪怕我96年才出轨,但是那时候我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同志。 程青松:其实不是在《男生女相》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人在纽约》里,张曼玉的角色都已经有这样的,只不过到了《男生女相》纪录片的时候,最后片尾里面,也把早期的工作比如浪淘沙等等都梳理了。那个电影特别像一个论文,因为我们写作也要写上万字,我觉得特别像一个论文。后来我发现你拍纪录片也拍了不少。 关锦鹏:有一个斯琴高娃、男生女相等。我大众传播没有念得很久,是同步的,无线电视台的训练班,精力可能都是在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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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青松:可以看得出来,你在拍片的时候,可以动用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纪录片,包括《红玫瑰白玫瑰》里面也是以字幕的形式呈现的,这个也是很新颖的。为什么会这样? 关锦鹏:我觉得我小时候,撇开邵氏的武打电影,不能不说与性向有关,我记得我看张彻的武打电影的时候,我是被打动的,打动是因为一个男人可以为另外一个男人去死,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在一个过程去验证我自己的同志的身份,哪怕那个时候是懵懂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电影是跟我在交流,高于你只告诉我是一个什么故事,你看到我这个故事,可能看到的是别的东西,某种程度《男生女相》最终只是代表了我的个人观点,《浪淘沙》的导演可能从来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作为阅读者我有权利这样诠释你带给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当然性向或者说我个人的sensibility,哪怕我后来一直听到最好的电影是一个互动,不是直接一方面的交流,是双向的,但是我觉得哪怕不懂得很理论化地去说电影应该怎么互动,但是我切身感受到了。 所以我觉得《女人心》可能就稳稳当当说一个故事,但是《地下情》,我就觉得不只说一个故事,到《阮玲玉》《胭脂扣》更是。因为我觉得很快从《地下情》到《胭脂扣》,我有点不甘心去只叙述一个故事,我希望一场戏可以有很多的层次,这个是跟前面或者跟后面有关系。 程青松:这是现代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的电影很现代,因为现代的电影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不是说一个事情告诉大家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简单的道理,它是很复杂的东西。其实商业片反而要简单一点,所以你的电影里你自己认为是香港部分,其实大家一看,拿出来,尤其是《有时跳舞》,特别像欧洲电影,但是你不是按照那样去拍的,这个绝对不是商业电影。但是那个电影我觉得可能别的人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关锦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北京买了一本《十个导演》的书,那时候我还没拍《长恨歌》,他说都清清楚楚把我的作品从《女人心》一直到《蓝宇》都介绍了,但是中间就唯一没有《有时跳舞》。 程青松:我觉得你拍的整个过程,整个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全部解决了之后,自己最后也到98年拍《愈快乐愈堕落》的时候,都是在表现这个内容,这个电影也很有意思,邱淑贞演的特别像同志电影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需要透过别的东西来发现,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投射的过程。 关锦鹏:我觉得《愈快乐愈堕落》里面曾志伟的角色包括邱淑贞的角色,我觉得都有不同程度的我。凯文用香水,我觉得他更多是被陈九红那个女人吸引,他还是有点不知道往哪边靠,这种阶段,我是有过,就是在挣扎。曾志伟的角色某种程度已经是放开了,我觉得《男生女相》带给我的我觉得某个程度是我电影前后段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对我自己来讲,对观众或者我的朋友来讲不见得那么重要。我觉得哪怕《人在纽约》《地下情》都是朦胧的,哪怕《胭脂扣》,都是一开始两个男人贴得那么紧,梅艳芳异装成男人,我觉得都有这个意识。我觉得《男生女相》之后有一种坦然,那种坦然真正是你既对每个角色,甚至是对你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距离去看它。让我想到我在拍《男生女相》不是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曾经访问侯孝贤,因为谈到小京,侯孝贤导演给了我八个字,我觉得很受用,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是侯导做导演的标杆,就是“既近且远,既远且近”,这是一个好的导演最有激情把你心里自己的故事说出去。我觉得某个程度到你蛮有激情地把你自己的东西说出去的时候,同时有距离看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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