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中的李万来，为了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出要悬挂企业之旗、高唱企业之歌，在当地成为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一时间，舆论哗然，投向李万来的目光迷惘且恍惚：只听说国家有国旗、国歌，哪来单位也有旗、也有歌？可李万来就是不退缩，他说：这是企业文化，它能增强凝聚力、激发职工热爱企业之情。结果，企业之旗升起来，企业之歌唱起来，一个企业随之崛起。李万来不无恢谐地说，企业文化是软政治下的心灵之为，一旦被点燃，它就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有的人或者在困难面前畏畏缩缩，甚至悲啼万分，全无男子汉的风度；有的人或者遇到难题绕道而走，既不难为自己也没任何人生风险。可蒯天先生笔下的主人公们却偏偏迎难而上，顶着风雨走。其奥秘只在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热血，胸腔里跳跃的是一颗颗创立宏伟大业的雄心。用高尔基的话说：他们被一种倔强的志向团结起来“——那就是认识、体会和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他们没有纠缠于“小我”的利害得失，而是无私无畏、胸怀坦荡，表现出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在这方面，吴加庆的心声最具代表性：“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民的父母官，一个也是在农村土地上长大的县委书记，如果不能为他们摆脱贫困的影子，铺就一条致富的路，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这正是这些勇于开拓进取的男子汉之所以能顶天立地的心灵擎天柱！正是有了他们，我们的事业才有朝气、有希望，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新世纪才迫切需要并必将涌现出更多这种带有普罗米修斯特质的男子汉。
    当然，要创一番大业，尤其要在困难重重的基点上搏击、为国为民知难而进，除了勇猛直前的精神，有胆有识、富有才干将成为宏愿能否讨诸现实的关键。多少年来，面对东海西部那一片贫瘠的红土地和穷困不堪的老百姓，许多“父母官”或许也曾有过改变它的雄心，可为何总是收效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改变它的好办法。而东海县委书记吴加庆和他所带领的一班人，却能从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的实践中得到启迪，在短期内使东海西部面貌大变，以致于被《中国开发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专文加以报道，还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召开会议研讨。而李万来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主要靠他倡建企业文化精神，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工作热情。《踏浪归来又赶海》里的陶惠启，他面对医药大战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自己的厂子打下一片天地，靠的是胆识与智慧！《鼓满劲风的帆船》里的主人公接管的是一个烂摊子，他之所以能挽狂澜于既倒，其主要原因也是“深谋远虑，胆识过人”。《港湾的光明》文章从作为党委书记的侍述明和经济领导干部的侍述明两个层面，通过宏观的思想观照和微观的细节描写，实现了作家对社会生活与生活中人的认识和理解，讴歌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纯净心灵。
    杜勃罗留波夫曾说过，艺术家在生活中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跟他的心灵十分接近而又亲切的东西”。蒯天先生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向世界展示一个个真正男子汉的风采，与作者本人的心灵图式与人格基调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是一个心绪低落、性格萎琐的作家，他怎么会到大千世界中去捕捉如许光彩照人、阳刚十足的男子汉形象、并对他们仰慕不止？只有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听从时代呼唤、适应社会需要、从现今改革激流中汲取诗情的作家，才会倾注自己的全部心力来讴歌这些时代的英雄！
    报告文学不象其他文学样式那样可以虚构。它必须绝对真实，而且要打动人心、具有艺术感染力。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蒯天先生的有关作品克服了这些困难，使它们成为壮美的诗篇。在其间，主要人物特质中所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芒与大丈夫气概是它的精髓；所有作品中所倾注的激情，使它们具有感人心魄的力量；诗一般的标题、诗一样的语言，都象磁石一样吸引着读者。
    2011年11月30日于北京林萃路寓中
    （迭自2012年1月6日《文艺报》白庚胜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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