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出版
    徐贲指出，目前中国公共理性话语的危机折射出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处。学校若能系统地介绍“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等基本知识，可以减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非理性分析，也能减少一些盲从和起哄。
    美国从中学开始训练学生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
    美国加州初中学生使用的课本中，有“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章节，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有理有据地讲道理，同时不被一些带有欺骗性的说法所误导。
    《中国不高兴》一书令我想起一件事。几年前，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想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帮助他们训练基本的按逻辑说理的能力。
    在国外，这种训练从初中就开始了，经过高中，再到大学，不断加强，让学生培养与他人交往时必不可少的说理习惯。且不说高中、大学教育，单以美国加州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使用的英文课本（Sharpen Up！）为例，就有“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章节。它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在写和读的过程中，不骗人，也不被人骗。其中许多“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带有欺骗性的说法）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随处可见。下面我用这个初中课本列出的相关谬误名称，结合《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例子详细说明。
    过度简单化：“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要真如此，为什么还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刺激消费的方法来帮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
    浮泛空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美国社会真的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了吗？这种不留例外的普遍概说，只要有一个反例即不攻自破。
    巡回论证：“说到萨科齐的表演，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有生物性，所以滑稽；滑稽，所以是生物（不像人）。
    虚假两分法：“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钟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要么十足地“有”，要么一点“没有”，原创性真的是这么测量出来的吗？再说，《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自己是不是也包括在这几十年的“不像样”的人群中呢？
    无凭据推理：“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试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有凭据吗？中国拥抱了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了吗？接受了西方的普遍人权论了吗？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的这些例子明显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一面之辞。

    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是语言教育
    学生要学习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对对手要宽容、厚道，陈述对方的论点时应该尽量做到全面、准确、心平气和，不要一开口，就“我不高兴”、“我生气”。
    该书中还有不少谩骂、粗口，例如：“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你看他们（读书人）或一头扎到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把人骂成“狗”或诬蔑为“妓女”，有教养吗？还有，“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既然“肯定没有好结果”、“注定要失败”，又何必还要去讨论呢？
    书中还有这样的话：“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说国家是黄瓜，又是老的，是说其历史久远吗？美国不过20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呢？这类语句中可谓是不当类比与谩骂兼而有之。
    从美国初中教科书（Sharpen Up！）中可以看到，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语言教育。它教的不只是读写的技能，而且更是通过学习使用文字语言，养成公共说理的理性思考习惯。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这就需要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说理对方。对对手要宽容、厚道，陈述对方的论辩时应该尽量做到全面、准确、心平气和，不要一开口，就“我不高兴”、“我生气”。这些都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们需要补的功课。许多读者受蛊惑而浑然不觉，他们虽受过教育，但缺乏基本的理性辨析能力，令有心人不能不问一句：是不是学校教育中有了严重的疏忽和失败？
    其实，人们接受教育并不只是在学校里，也在社会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平时读的报纸、看的电视、听的广播和报告，无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其作用甚至超过、抵消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许多青年学生踏入社会，美好的理想碰到严酷的现实，有很强的失落感和失望，这是常有的事情。不幸的是，像《中国不高兴》这类书正是这种负面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本书的作者们自己也是社会非理性教育的受害者。

    学校教育需要增加社会理性教育
    社会非理性教育有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它不只是霸道、武断和非理性；它对说理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
    社会非理性教育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每次发动政治运动，更是强化这种教育的时候。它的基本方式便是官方宣传，人人对这种宣传鹦鹉学舌，久而久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思考与说话方式。不讲理不只是不会讲理，而且更是没处讲理、觉得讲理根本没有用。社会非理性教育的可怕和灾难性后果在于，它不只是霸道、武断和非理性，而且是对说理及其必要公共生活作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这使得理性和非理性的分辨、区分都成为多余。既然如此，学校就算教会学生如何理性说理，到社会上还是一样用不上。不仅用不上，还会给试图用理性说理的人惹上麻烦、招来灾祸。
    因此，公共说理并不仅仅关乎“知识”，关乎知道该怎么说话，而且关乎是否有运用这种知识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就像关于民主的知识一样，民主的知识大多是浅显易懂的，因为必须大多数人能理解和掌握这种知识，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公共说理不可能在人们普遍缺乏理性说理知识的情况下发生。这种知识不一定非在学校获得不可，在一个民主的，有公共说理机制健全的国家里，社会和日常生活就是学习这种知识的地方，学校只是帮助将之从零散的经验提升为系统的认知而已。美国学校的“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教育所起的主要就是这个作用。
    如果在一个缺乏公共说理的环境中，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直接学习这种说理的能力，学校教育的作用就更重要了。学校若能系统介绍“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基本知识，至少可以少出一些像《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出了也可以减少一些盲从和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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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徐贲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出版。作者徐贲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作包括《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