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序言
    守文喜爱自己的命题：“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他以此为题写作的应征文章得过奖励。如今他又用来做自己文集的书名。我觉得，这本记录了出版路上不断追问的文集，倒称得上是守文的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
    守文在出版界，包括香港和台湾出版界，有相当的知名度。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陆续出现一批活跃分子。他们勇立潮头，锐意进取，逐渐成为出版界的中坚。守文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之一。守文主持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业绩和这四十多万字的文章足以证明。
    守文自称“我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新事物的接生婆。”这话在自谦之中带有几分调侃。
    其实，守文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他坚持和捍卫的是，出版活动中的文化理想、文化追求。而这正是出版的宗旨，出版的本质，是基本的出版理念。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对出版的核心要求。基本的出版理念，难道不值得坚持和捍卫吗？
    守文说：“出版是什么？是人类思维的复制化过程，也是一种特定的思想表现手段。”明明白白，基点是思想，是文化。守文回顾中青社的历史，基点就是思想和文化。他说：“中青社是一个用自己的出版物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文化出版单位。”“一批皇皇巨著”，成为“共和国文化宝库中耳熟能详的经典”。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中青社在思想文化建设当中的重大贡献，而不是别的什么。守文展望中青社的未来，基点仍然是思想和文化。他提出，要确定中青社图书出版的“三境界”：第一层是“多出好书”，第二层是“多出精品”，第三层是“多出标志性读物”。“基础的出版物应是好书，中间是精品书，塔尖是标志性读物。”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中青社应当在思想文化建设当中作出新的重大贡献，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真是一以贯之。
    守文这个“卫道士”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可是他决不泥古不化、固执保守。恰恰相反，他对新事物非常敏感，非常热情。所以，他又说自己是“新事物的接生婆”。值得称道的是，守文这个热情的“接生婆”头脑非常清醒。一方面，他积极支持推动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他努力探寻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坚持基本出版理念。在新事物不断涌现的大潮中，他坚持的基本出版理念得到了展开、充实、实践和印证。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新事物之一，市场经济。问题的提出，守文说：“自20年前出版改革始，文化理念怎样在经济大潮面前确立和发展的问题又被频频提出，这是出版这一智慧产业的‘牛鼻子’。”问题的回答，守文说：“文化和商务结合，这是一个崇高的赞美。”守文满腔热情地欢迎新的出版儒商。他说：“中国出版人在行业的迅疾发展中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强劲洗礼，……一茬茬普通的出版人已然成长为长袖善舞的新一代儒商，在残酷的商战搏击中，处处闪射出智慧和才情的光芒。”守文对新的出版儒商的热情欢迎，就是对出版改革和发展的热情欢迎，就是对出版业新事物的热情欢迎。当然，守文没有忘记基本出版理念。守文说：“与他们以前相比较，新出版业的儒商更多的是从社会历史责任上着眼。”他特别强调，“问题的核心”是“作为文化企业，在编辑和出版实践中，应如何在推动市场的同时，坚守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如何成为一名有历史担当的出版‘儒商’。”守文的这份清醒，与那种对利润的迷信相比较，高下立判。
    出版业不能没有利润。利润很重要。但是，利润不是出版的最终目的。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多出好书，是建设文化。让我们看看守文的一个例子。中青社1998年提出全社经营重点由书向刊转移。刊物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守文说：“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刊带书’的可能性。”“在整个出版管理中，我们可以完全革新这十多年来在出版行业盛行的所谓激励机制，将它的坐标系由人均创利提成改变为好书标准的确定和选题论证决策机制的完善。”“将编辑从经济指标的压力下彻底解放出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发挥、创造地出好书的舞台。”“抓社刊的目的，最终是书刊一体互动，是整个社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守文把这个行动称之为“解放生产力”。这个评价不为过分。我不是要推广守文的具体做法。经验照搬是行不通的。我欣赏的是守文的改革思路。这个思路就是，用经济手段有效推动多出好书。经济手段，指的是坚持以多出好书为导向的经济活动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理想境界是利润增长和多出好书的良性互动。
    新事物之二，网络传播。守文说：“我们提出了现代出版与传统出版这一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他把由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兴传播形式称为现代出版，以别于传统出版。他说：“现代出版不期而至，使传统出版业直接面对高科技的挑战，甚至出现了现代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出版功能的趋势。”“在高科技的介入和带领下，我国出版业的实践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不仅满腔热情地欢迎出版方式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提出了编辑出版理念随之转换的任务。他说：“现代出版的横空出世，标志着出版业在观照以往出版历史中，显示出编辑制作发行及产品形态上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对一系列编辑出版理念提出了挑战。”他还一一指出转换的要求。当然，守文没有忘记坚持基本出版理念。在论及现代出版的追求时，守文说：“我们的出版行为要雁过留声，在若干年后，要留给后人一个资源宝库。”网络出版——现代出版，也要坚持文化理想、文化追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守文指的显然不是财富，而是文化——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积累。
    如今在网络传播中，红得发紫的是网络游戏，上下内外，一片叫好。为什么？因为网络游戏的产值已经直逼图书出版。这就功德圆满了吗？未必。请问，那些大赚其钱的网络游戏是什么内容？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和老师为网络游戏的害处忧心如焚？我们发展网络传播难道是为了让出版的文化品位下滑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守文的提醒决不是多余的。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新事物之三，走向世界。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大势所趋。守文为此多次到境外、国外发表演说，奔走呼号。守文不是停留在贸易层面，而是上升到文化层面。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世界性语言’来表达中国文化呢？……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在对外合作过程中，既讲‘汉语’，又讲‘世界语’。”他提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远大目标：让东方文化“在世界上与西方文化比肩而立，让东方文化闪射出惠泽世界的独特光芒。”他说：“东亚工业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腾飞，造成了两种文明对比中的平等趋向，从而有了一种可能，即东亚文明可以冲出地域界限，为人类共享以及东西方互相交流、接近，从而在这一新的结合点上产生世界性的选题。”这将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一个不可更移的趋势。”总之，中国出版走向世界不只是贸易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是文化的内容，文化的优劣，文化的影响，文化的交流，而不只是贸易额的顺差和逆差。
    问题来了。中国出版拿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们能够总是拿中国的古代文化去应对人家的现代文化吗？让中国人自豪的当代中国文化在哪里？中国出版有哪些代表当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出版物？中国出版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所作的努力够了吗？中国出版面对上述根本要求完全觉醒了吗？莫忘了，中国出版要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竭尽全力。这是出版的基本功能，出版的社会责任，出版的国家义务，出版的职业操守，出版生存发展的基石，出版生龙活虎的灵魂。
    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化？它无愧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它无愧于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它无愧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它无愧于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渴望。只有这样，中国出版才能满怀信心地说，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我们都敢于交流，敢于竞争。面对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我们能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只有这样，中国出版才能毫无愧色地说，我们为之献身的当代中国文化，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话说远了。回到这本文集。我的议论挂一漏万。守文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既能旗帜鲜明，又能与时俱进，既能高瞻远瞩，又能细致入微，有宏观，有微观，有务虚，有务实，洋洋洒洒，目不睱给。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贯穿首尾的红线是，出版以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为己任。我相信这个道理。如果出版没有文化的理想和追求，国家和人民还需要出版吗？
    守文豪情满怀地说：“出版英雄，这应是新一代出版儒商的本色。”
    我也期望出版界英雄辈出。出版英雄，必定经由文化理想和商业智慧的高超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守文这本文集，“以‘追问’篇开始，以‘路之谣’篇结尾”。追问，锲而不舍。路遥，坚信未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看见出版人胡守文，志存高远，奋力前行。
    （本文为刘杲为《社长是出版社的名片》一书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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