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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牌钢笔》是朱辉小说中比较特别的一篇。事件在其中迟迟不愿出声；叙事者的历史洞察力悬置在年代恋物癖里，让人怀疑这支钢笔只来自日常生活的偶在，生命摇曳于季候，包含种种意犹未尽之处。 小说在开头就给人这种美好的感觉：叙述话语甘居于历史性叙述话语之余，带着新天使才有的那种主题使命的遗忘，在居于当下的盲目感中自得其乐。连科尔班这样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随声附和说，现代史学如果要迷人，同样也应这样去做。感知的历史，长期是“历史学”之外的事。朱辉这篇小说跟随科尔班，离开了对事件语义的过分依赖，有明显的感知趣味。小说足以替作者宣称，他不是毛姆追随者，叙事不倚重故事和传记，不倚重主题或题材。 小说的真正可看之处在于，小说家写出的那支钢笔自带口舌，也在暗自言说它知道的一切。 这支英雄牌钢笔，在叙述者腔调里存活并开口言说。离开事件和情节中心，小说必然指向的“传奇”就另有安身之所。钢笔，一个时代的文具，在饱含怀旧的感受力中栩栩如生。朱辉小说叙事者的空间感受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小说可以不依靠事件而产生吸引力。空间被叙事腔调神奇填满了，叙事者的声音形象比人物更加呼之欲出。 叙述话语是小说的美学命脉所系。所有小说都有环境和空间，却不一定都能生成空间美学。因为，所谓“空间美学”，是指叙述主体在叙述话语中显示的感受倾向。朱辉小说的“空间”生成于隐含作者的感受位置，在那里，历史注意力弱化了，时间分裂成为无数和无限的瞬时性断片。围绕这支钢笔的灵晕，一个校园被写活了。时代话语和叙述话语交互存在的中心，是环聚在钢笔周围的感受世界，在那里，没有孤立的建筑空间和纯粹的自然风景，它们总是混作一团。 日常生活混同于感知，事物携带情感的遗迹，在感知中被重新浇筑。这个过程现身于叙述话语：首先，风是真正的空间使者，景观被风贯穿起来，才转变为富有灵魂视线的景象；其次是声音绵延和光景轮转，声音和四时光景经常有不易察觉的蒙太奇效应，引导叙述语言转场；在朱辉小说的无边光景里，情态如穿梭言语丛林中的动物，四处觅食。朱辉似乎感受到了现代人失乐园后对原乡的沉浸渴望，将小说移交为语言意义上的应许之地。 由此，小说就不再是瞎说，产生了语言和真正的可看性。如果小说存有凝视视野，它甚至可来自文字之下的多重神秘“位格”。在这篇小说里，钢笔是最静默的一位，然而它有口舌之利，语言最为丰富。钢笔不是客观的叙述对象，不是承载人物命运和见证时代的纯粹客体。钢笔的言说实现了主客体反转，让叙述话语的主体间性显示出来。当钢笔成功引领了校园空间的醒觉，小说的事件才缓缓展开，感知悄悄退场，叙述的节律随之更改。 朱辉小说的叙述口吻常常是周知、历数、沉迷的变奏和混响。恋物癖和风物耽溺降低叙述频度，使空间显现出来。对当代汉语小说而言，“空间”美学十分稀缺。这也是大陆汉语小说“现代主义”或真正“现代派”的稀缺。空间审美取向，几乎是小说“现代主义”美学的同位语，是能显示叙述者语言位格的维度。被叙述本身塑形的“腔调”，叙述主体的内在声音（或叙述表情、叙述姿势）在“空间”的发明中至关重要。 难能可贵的是，朱辉手中这支钢笔的“言语”能力，是在白描中显现的，不依赖于童话或神话。钢笔的损坏和修复过程中，钢笔曾缺席过叙述。但仔细想想，钢笔还是在场的，甚至成为志国、月娥、老马、小戴等人共同构成的“安丰命运”。汉语小说叙述话语有悠久的白描传统，小说语言生成于白描，短句大量存在，简约练达但包蕴丰厚，叙述的特色腔调与“说话人”角色相对应，这些都构成朱辉小说叙述话语的特质。读他的小说，常联想一些古典小说的白描技法，行文密布主体感知，不显示叙事者身影，但腔调逼真。《红楼梦》读至续书，会发现语言失去了叙事者的基调，失去了语调的腾挪余地，叙述主体仅载事件，全无间性，剩下的直观语言刻板单调，不再显示含而不露的叙事神态，叙述由此沦落为纯粹的信息载体——令人着迷的空间美学随之消失。朱辉小说的叙事者，一方面拿捏这支钢笔如同它的主人一样津津乐道，将物态道明；另一方面，又似钢笔居于铱金之处环顾左右，将人世说尽。说话的声音游离于围绕空间中心视点对谈的正反打镜头，获取了70年代末时代和社会的暧昧全景。 朱辉的《英雄牌钢笔》证实，时过境迁，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生活色调，已经不可能通过历史图志来说明了，只有小说叙事话语能部分承担某种“感知史”的职责，使尚有年代记忆的中老年人能逐渐从中辨识出史实。但读罢小说，又觉得这个史实对叙事而言已无足轻重。因为，叙事者视线非同寻常，它并非出自一条时间线，也非单纯空间游历所见。在叙事者外，似另有他人移步换景，建构了知觉世界里空间形态的“绵延”感。 我也担心，钢笔会一直延续它的暗中言说吗？ 时至今日，作家们依然有史诗叙事冲动。很多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最后阶段依靠历史叙事增厚其文学价值，因此在背离其早期风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汉语叙事话语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所环绕，却依靠大量反讽投入了历史主义的怀抱？除此之外，依稀可见当代文学挣脱历史主义束缚的两条道路——实在论的本相图景和唯名论陷阱中的绝对个体存在模式，都会给小说带来及物错觉。 朱辉让那支得以修复的钢笔暂居于人生和命运的褶皱里。在老马和小栋校园乒乓大战的时候，钢笔的声音似乎停歇了。在那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中，轶事和传奇作为小说的策动源之一，显示出它的话语冲动。修笔的老马，他的人生传奇为一个基本实现了空间美学救赎的故事留下了叙述学的真正悬念。小说的叙事节奏明显加快了——这是一个钢笔短暂失语的危机时刻。像阿多诺评析他挚爱的马勒时赞扬其乐曲“小说的先天性”（阿多诺：《论瓦格纳与马勒》，彭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8页），那种作曲家甘居于牺牲主题形象的态度，那种对“瞬时性”的美学虔敬，还在朱辉的小说中延伸吗？ 应该还在。人物的年代隐匿和风骨犹存，与钢笔的形神混同为一体。乒乓大战的竞技场显示出强大的挟裹力量，促成了叙事的变奏。钢笔的遗忘不仅显示为精神与历史因素对情态的挤兑，也显示为钢笔作为身份标识的符号化。最终，老马和志国在钢笔所能携带的历史叙述话语中走出了那个时代。钢笔在叙述话语中完成了它语言的命运，在言说效能上形成迥然不同的主客体角色，使小说的语言质感分化为两种速率和性状。 朱辉小说中的人物和物的依存关系呈现出城乡“恋物癖”的特性：私密性在公共场域的灵光乍现促成了个体命运的张力。也许，人和人、人和物、人和时代共同扭结而成的“关系”，才是小说家的美学注意力所在。朱辉在空间中的叙述姿态更接近爱伦·坡的那种“侦探小说”，人的身份、角色的来历和人性的各种悬疑作为引擎，驱动语言在叙述话语中不断藏掖隐在的真实面目。在《七层宝塔》中，唐老爹对宝塔的依赖骨子里是一种话语依赖，二者同样也经历了主体分合。《午时三刻》《门对门》《牛角梳》等作品也无一不在用睿智的目光形成不无悲悯的人性达观。 朱辉小说在叙述情感和智慧之间的取舍引人注目，智慧的神韵似远高于情感的色彩。《英雄牌钢笔》中的情感书写节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明显的情感表露也许是志国对在校时日无多的三两句感怀。对朱辉小说来说，掩藏的神秘增益了作品的语言实现，但真正的语言故事（叙述本身的戏剧性），可能要等到情感失衡、显现并被承认的时刻，才会真正发生。一个睿智的写作者，保持迷惑总是比保持清醒和节制更加困难。 就朱辉目前的作品而言，世事变得更宽厚，叙述更从容，人间更多义，情感和情绪归于无名……这一切特质都在把朱辉从时间中解救出来。《英雄牌钢笔》是这些叙述探询的佳作，可以由此期待叙述者在语调中更多实现非情节戏剧性。当钢笔成为一位恐惧和柔弱的叙述主体，它的语言行程延伸到另外的维度，文本成为打开的语言行李箱；钢笔脱离了年代符号，它开启于低空飞行的叙述，可以悬挂一条历史境遇的绳索，实现道德律的崇高辩论；如果叙述者足够自信，也可以任由它飞到更深沉的寂静里去，直至叙述话语承载信息的那些部分，在内在语言的烛照下成为次要之物。 《英雄牌钢笔》的两个叙述维度的穿梭，是一种富有叙述想象力的空间滑翔。当一支被遗忘的钢笔归于缄默，也同时腾空了口舌，蕴含了不可预测的叙事可能。照片和钢笔携带了强烈的时代词义，其寓言能力不可小觑。 杰作往往在历史境遇给予的精神力量和个体生命保持沉默的道德感中寻找自身诞生的机遇。这个机遇因人而异，但无一不是指涉语言的。当代小说正在语言探索中跋涉，特别是在事件小说和情节小说之外重觅戏剧性。注重史实或事实之外的悬念，在语言寻求中保持朱辉这种“侦探”之心，努力形成饱含感知力的空间视线，是十分紧要的事。富有意味的是，罗中立的油画《我的父亲》讲述的也是一支笔的故事：它藏在耳后，如同隐匿很久的良知的幽灵；但仔细看去，它又消失了，被更巨大的反讽力量遮蔽，回归于琐屑的现实。朱辉小说显示出这种语言趋势：当代汉语小说在个体的独一性、历史话语的贯注、主题学注意力和当代性之间，最终催生的应是一道美学的“交叉彩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