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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看见无数的她》 近日，批评家、学者张莉的《我看见无数的她》出版，该书以女性视角解读文艺作品，与读者一起走进文学和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诚如书名所言，该书聚焦种种不同特质的女性，让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她。她们形象丰富、多姿多彩，共同搭建起认识女性形象的广阔视野。与此同时，从《我看见无数的她》中，我不仅看到了“无数的”女性，更看到了女性的“无数”，看到了女性的复杂。 重读《我看见无数的她》时，我正在看一部国产女性向言情剧。该剧塑造了各种“美好”的女性形象，让身为观众的我看得很“爽”——我知道这部剧在“迎合”女性观众，也知道这意味着女性观众影响了电视剧的价值塑造，是值得欣喜的事情。但同时，我不禁产生恍惚之感，现实生活中，女性果真如此“完美无暇”吗？换句话说，文艺作品只应塑造“完美”的女性形象吗？ 读完《我看见无数的她》，我得到了答案。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展现真实的女性，而不是展现神话后的女性。内在里，女性具有无数性、复杂性。真实的女性身上充满矛盾、暧昧和犹疑，她不一定那么美好，但她们努力挣脱束缚，成为自己。女性的“美好”恰恰在于“在成长中自我淘洗”，克服那些矛盾，焕发主体性的光泽。 还记得《青衣》中的筱燕秋，张莉认为，她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身上既有中年女性的种种尴尬，也同时保留着对精神世界的向往。读《青衣》，读者之所以有感而发，首先是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足够真实可信的女性形象。筱燕秋身上负载了中年女性的各种困境，“年华流逝、肥胖、流产之痛……”等等，她不是一个全然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有作为凡人的种种缺陷：“嫉妒、尖酸、薄凉、虚荣”，“她是复杂而矛盾的人”，但正是她的复杂让读者信任，进而观照自身。在文章中，张莉写道，筱燕秋的悲剧“不只是关于女人的悲剧，尽管怀孕、流产属于女人的生理特征。可是，在人生的舞台上，并不只有女人会遇到前辈/后生的压力、疾病的困扰，遇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遇到一个人的双重生活困境——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巨大缝隙和分裂，遇到人终极的生存境遇的困扰”。也就是说，《青衣》塑造的女性形象显示出了足够的复杂，因而该形象深入人心，让人想到自己，接着从小说中获得陪伴和坚持的能量——像筱燕秋那样，即使人到中年，也不向困境低头。 池莉的《不谈爱情》塑造了一个“撒泼打滚”的女性，但正是因为作者这种不留情面的写法，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张莉指出，在《不谈爱情》中，当婚姻出现问题，妻子只会选择哭闹、离家出走等方式要求重视。而丈夫呢，丈夫只想解决“麻烦”，好不阻碍他的前程。可以说，在整个小说中，丈夫和妻子共同搭建出了一种阶级关系——妻子只用“弱者的逻辑”进行维权，丈夫也只用“解决麻烦”以不妨碍自己的思维处理矛盾，妻子是“第二性”的。这现象其实说明了当下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它让女性除了“撒泼打滚”没有更多的维权方式，让男性无法意识到女性的主体地位，并予以尊重。《不谈爱情》虽然没有塑造一个坚强勇敢、自信自立的女性形象，但它是一篇优秀的小说，它揭示了生活的真相，也留下了生活的启示。 类似的形象还出现在《革命之路》中，当弹幕上的观众对爱波为何如此“作”表示不理解时，张莉却谈到爱波所处的50年代的空间。她指出，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爱波想像娜拉那样出走何其艰难，她没有反抗的途径和方式。她只能以今天看来决绝的方式——自己在家做流产，来完成她的反抗。在文章最后，张莉写道，爱波的“激烈反抗”，让我们看到了“每一次女性解放，哪怕是一个微小进步，里边都掺杂着很多低微的、无声的女性的哭泣，甚至是鲜血”。总之，张莉让我们意识到历史空间中女性的为难和困境，这应该是当代读者“同情地理解”文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方式。 此外，在书中，张莉无数次提到当代读者的问题，认为今天年轻一代很像歌剧《娜拉》里的青年娜拉，我们对很多选择不理解，对很多情况无所谓。这让我想到，《我看见无数的她》也正在让我们直视自己身上的犹疑和尴尬。我们身上不免有偏狭，有对不同女性的不宽容和不理解，这本书启示我们反观自身，要以更“无数”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女性。 直视自身以外，这本书也以强大的能量给予我们启示。《立春》里的王彩玲让我感动，她遇到许多的困难，经历过许多的犹疑，但她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虚荣，也一直坚强地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她有原则、有追求，最终也不与生活和解、不被生活打倒”。我也特别喜欢书里提到的波伏瓦。张莉写波伏瓦的那段话让我深有感触，她说波伏瓦是慢慢成为她自己的，有一个过程。她在20岁、30岁、50岁、70岁时，对女性和男女关系的理解完全不同，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到晚年的时候承认了。她在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和打开自己，最终成为强大的自己。 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她们内在都有复杂性。看到女性的“无数”，意味着看到真实的女性，而非神话的女性。女性从想象中落地成人，让我们直面社会困境、直面自身，并坚强地成为女性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