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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散文出版 “文学”与“记录” 陈 琛 作为一家地方文艺类出版社，散文类图书一直是我们的重要出版类型之一。早在1984年建社之初，我们就开始对现当代文坛的知名散文作家予以关注，并在不久之后在大陆首次引进了林语堂作品，收录于我社的“拿来参考丛书”之中。虽然出于对作品知名度的考虑，我们最早引入的是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但1992年，主持其事的责任编辑就牵头促成了《林语堂名著全集》30卷本在兄弟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问世，林语堂的散文、小说、随笔等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全面收录其中。1997年，我社还曾经出版过一套《20世纪中外散文经典》（评点珍藏本）。这套三卷本的图书，虽然在当时印数不多，“名声”不显，却于2016年突然在网络上受到了关注。发起其事的读者甚至称，多年后重读这套书时受到的震动，是“忽然对网络时代感到了强烈的幻灭”，甚至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还有读者在这本书的评论中称，“这类合集都是业界良心”，“能看到那个年代的人是怎么做一本书的，‘用心’两个字是最高的奖赏，但也最不容易做到。文章的译者和大部分文后评语的作者今天都已成名家，极为可贵”。 这套散文选之所以突然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走红”，诚如读者所言，一方面是因为选目经典，文学性强，甚至很多作品曾在中国文学史、学术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顾颉刚的《〈古史辩〉自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另一方面也因为，每篇入选篇目所附评语，往往力透纸背，抑或专业性极强。评语的作者，有很多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学者。如该书的“中国卷”中，王国维《〈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的评点者是红学家周汝昌，周作人《人的文学》《喝茶》《炒栗子》和曹聚仁《我的自剖》的评点者是钱理群，胡适《追悼徐志摩》的评点者是现代文学史专家朱金顺，吴晗《哭一多》的评点者是文学评论家蓝棣之，萧红《哭鲁迅先生》的评点者是作家端木蕻良…… 综合总结当年的这套散文选集，以及我们更早出版的《余光中散文集》，还有后来的《梁实秋散文集》《张恨水散文全集》《贾平凹散文全编》《鲍尔吉·原野散文精选集》《古龙散文集》，以及收录当代著名作家自传性质的散文作品集“大家人生”系列，直至近两年的“非典型散文”类作品《山林笔记》，我们在做散文类图书出版方面的价值判断时，一直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作品的“文学属性”是否够“强大”和“独特”。这里的“强大”和“独特”，基本是由作家本人的创作水平决定的，同时，需要作品在问世后，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2015年，我社八卷本的《梁实秋散文集》，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出版的作品。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陈霞《人性·闲适·爱国——浅析梁实秋散文特色》），他的作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同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但很快便畅销一时，为读者熟悉和喜爱。梁实秋的散文是典型的“文人+学者”型作品，风格闲淡豁达、温婉含蓄，同时“思想丰厚，内容涉及中西古今，且时间跨度大”（时代文艺出版社《梁实秋散文集·出版前言》）。很多文字虽然写的是生活中的琐碎和细节，但却带着浓浓的人文色彩，体现了他丰富的学养和深厚的文学底蕴。其散文的创作水平和总体风貌，是由作家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殊的成长环境下形成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无法复制和再现。与之类似的，还有我社在2015年出版的七卷本《张恨水散文全编》。现代文学史上的张恨水，虽然以小说《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享誉文坛，但其散文创作也很有特色。张恨水出生于1895年，受过完整的私塾教育，旧学根底深厚。从少年时期开始，他的阅读量就很大，到了17岁时，光是小说的阅读已经达到上百种；随后，他又辗转于各大报社担任编辑，其间发表的小说、短文、评论、游记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常年的笔耕生涯加上扎实的文学功底，形成了张恨水散文新旧文化交融、书生气十足，甚至有时还带着一点小说笔法的特色。他的短篇小品文《购〈两当轩集〉者》读起来就颇像一篇情节跌宕起伏的小小说，甚至在风格上能看到《史记》的影子，令人反复阅读之后仍爱不释手。为了向读者呈现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张恨水散文文本，我们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张恨水散文作品基础上，加入了张恨水的公子张伍提供的珍贵文字资料，如连续刊载于1925—1930年《世界日报》栏目《明珠》、1925—1929年《世界晚报》栏目《夜光》等处的散文；同时，也增补了一些从当年的报纸、杂志等处搜集到的资料，如增补了原载于1937年8月《旅行杂志》第十八卷八号的《白门十记》（只找到并收录了四记）等。 二是作品的“记录属性”是否“浓重”和“真实”。文学的本质，其实就是抒情和记录，所以我们在对散文类图书的出版价值做判断时，也着重考虑散文这一文体的“记录”属性。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出版的两种作品：一是收录蒋子龙、冯骥才、陈忠实、二月河、梁晓声、曹乃谦等当代名作家散文作品的“大家人生”系列。这个系列的图书，每册均以一位作家的作品单独集结，收录的作品往往以反映作家的成长经历为主，既是作家对自己过往和当下的“文学性”总结，也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和思想特色的宝贵资料。比如2022年初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底本”是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同名小说。小说以北方城市的平民子弟成长为线索，意在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反映从20世纪70年代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世间》的创作，融入了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这一点，可以用我社“大家人生”系列中梁晓声《光阴的味道》来证明。他曾在《我的知青文学路》中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从北大荒基层连队的一名知青一点点地成长和积累，直到迈上文学路的过程。《光阴的味道》中的散文比小说更真实和直接地反映了作家的成长之路和内心世界。另一种则是作家胡冬林的遗作《山林笔记》。《山林笔记》是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获奖作品，也是一部饱含人文精神、描写和记录长白山生态的文学作品，更是现代白话文在日常写作中取代传统文言文之后的第一部记载长白山地区风物、风俗的“百科全书”和专书。书中所记载的长白山地区的生态面貌、动物植物、渔猎风俗等，是作者在长白山林区五年半的时间里积累而成的，能够集中反映出近些年来长白山地区生物群落或个体的变化。遍检前人记录“特定区域”或生活的文字，如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往往是时间越久，其“记录属性”就越有价值。而《山林笔记》由于描写对象特殊、写作过程投入、作者身份独特，自然也是如此。 当然，散文是一种外延性很强的文体。若追溯传统，甚至可将绝大部分非韵文类作品称为“散文”。如果以这种标准衡量，上述对散文类作品出版价值的判断，其实还有很大的补充空间和探讨余地。以上我所谈到的也只是一个出版人在几十年从业经历的基础上，基于现当代文学惯常对散文的定义形成的一点思考；而时间，才是对一切文学作品最公平公正的检验者，希望有越来越多好的散文作品能够通过出版社这个媒介跟读者见面。 （作者系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 “小说家的散文”，特别有料的散文世界 碎 碎 “我觉得小说家的小说倒不一定要看，小说家的散文一定要看。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小说家的成长的过程，他的阅历，他的知识背景，还有他的性情，是了解一个作家，了解作家和他的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这是作家李洱在2021年世界读书日之际，谈及自己刚刚出版的首部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时所说的，应该也是一个小说家的肺腑之言。 如果说作家在小说里可以享受虚构的自由，那么他在散文里必须面对自己内心的最高真实，散文就像是作家私密情绪、内心生活的档案。作家如何面对他的日常，他和这个世界，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他那些作品如何生长出来，他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他内心深处的心结与叹息，都会在他的散文里坦露。从兼顾文本价值、读者阅读趣味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我们河南文艺出版社自2014年以来策划出版了“小说家的散文”系列，至今已出版近60部。作者队伍非常壮观，几乎囊括了当前国内最知名最有成就的小说家，包括铁凝《我画苹果树》，贾平凹《写给母亲》，梁晓声《梦与醉》，张炜《李白自天而降》，王安忆《旅馆里发生了什么》，韩少功《为语言招魂》，史铁生《在家者言》，陈忠实《愿白鹿长驻此原》，二月河《佛像前的沉吟》，周大新《看遍人生风景》，刘庆邦《大姐的婚事》，刘心武《宽阔的台阶》，李洱《熟悉的陌生人》，李佩甫《写给北中原的情书》，邵丽《物质女人》，鲁敏《我以虚妄为业》，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乔叶《走神》，残雪《艺术的密码》，刘醒龙《重来》，张宇《推开众妙之门》，陈希我《我的后悔录》、韩石山《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卑劣的小人》，裘山山《颜值这回事》，东西《我们内心的尴尬》，肖复兴《总有人会让你想起》，孙惠芬《他就在那儿》，蒋韵《青梅》，林白《枕黄记》，弋舟《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阿袁《如果爱，如果不爱》，周瑄璞《已过万重山》，蒋子龙《故事与事故》，宁肯《未选择的路》，葛水平《一唱三叹》，张欣《泡沫集》，以及汪曾祺、须一瓜、邱华栋、叶兆言、骆以军、李锐、吕新、墨白、金仁顺、潘国灵、北乔、何申等人的散文集。每册15万字以内，轻盈好读，小开本精装，再加上小说家自身的强大号召力，使这套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 尤其难得的是，“小说家的散文”里有好几部著名小说家的首部散文集，像李洱《熟悉的陌生人》、李佩甫《写给北中原的情书》、鲁敏《我以虚妄为业》、吕新《初夏手记》、阿袁《如果爱，如果不爱》，周瑄璞《已过万重山》等，这对于全方位研究和了解一个作家，对于丰富当代文学史来说都非常珍贵。 小说家的散文，与专事散文写作的散文家的散文比起来，我想应该是更具叙事性和小说笔法。小说更需要技术，散文似乎是可以即兴，可以一任内心流淌，而更显本真和性情的。比如李洱就说，他这本书里的很多文章都是杂志社或者出版社马上要下厂了他才赶紧写的，也有的是研讨会发言整理出来的，即兴的成分比较大。但是你的知识背景，你的生活气息，你的积淀，都会反映在这些散文里。《熟悉的陌生人》里记录了他人生当中那些困难的时刻、艰难的时刻。那些艰难的时刻没法隐藏，因为当时没把它当成要发表的文章来写，发表和出版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客观对象，无法藏身。“你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外强中干、软弱、敏感、失败的那一面，暴露无遗。就像有些作家的作品发表，是因为他死后作品被发掘出来，甚至是他的遗嘱，是他单纯写给家人的便条，非常的宝贵。这些作品就像一个链条，文化传统的链条、个人生活的链条，是个人情感、生活的记录。”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家的散文”有着它特别的价值。 贾平凹的《写给母亲》，亲情与真情交融，神性与灵性交映，它不仅是写给母亲，也是作家写给自己，写给自己走过的人生。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作家的性情与情感的来路，他内心的趣味、爱憎与喜恶，亦可从中感知他那些作品是如何生成，如何繁衍，以及与他现实人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说家可能会在潜意识觉得，小说才是嫡生的，是明媒正娶之后庄重诞下的孩子，而散文呢，好像是庶出的。李洱曾在《熟悉的陌生人》新书分享会上直言：“小说家写小说，像结婚。但在结婚之前，因为冲动，因为情感过于激烈而生下的孩子，就是散文。对小说家来说，它是非婚生的，会对它有更多的歉疚、挂念、隐秘的爱。散文的真实就在这里。而当小说家写小说时，他会觉得他是正儿八经结婚的，正儿八经地生孩子，连生孩子的时间、怀孕吃什么食品都要经过制定，都可以公开。它是按照标准程序生下来的，意外很少。对小说家来讲，它是文化的正宗。而那些非婚生的，那些二婚之后又生的，它们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那是感情的一个真正的记录。” 鲁敏在她的《我以虚妄为业》里写到：“有人说我的文字狠，我说，与其说狠，不如说真，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忌惮写随笔的原因。随笔里，我没地方躲。”鲁敏在散文里回望自己的青春往事，撕开不无痛感的父女关系，直面内心曾有过的破败、残缺、不堪面对的东西，见血见肉，最大可能地抵达自我的真相，非常好地展现了散文的叙事性。她极富智性的描述，她的表现力与叙事手段，都带有小说家的天然优势。比如鲁敏这样书写自己走向小说家的道路：从办公室向外俯瞰，可以看见东北方向的小半个南京城，看到正下方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他们的头顶：小贩、警察、公务员、失恋者、送水工、餐馆侍者、经济学教授等等。那是个黄昏，光线半明半暗，当我看着他们，看着那些跟我一样的人群，看着他们的头顶，像在大海中那样起起伏伏，强烈的焦灼突袭心头，如惊涛拍岸。我知道，我看到的其实是一种假象：所有那些人，并不真像我所看到的那样，不，在目光所及的外表之后，他还有另外的感情和身世。每个人都有一团像影子那样黑乎乎的秘密，像镣铐那样深锁内心。对了，就是那些深沉的秘密、就是人们身后长长短短的影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像是积蓄多年的火山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迫切地想要贴近他们的心肠，感知他们的哀戚与慈悲。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工具，好在，它在那儿！正是它：小说！它就是一台高倍的、夸张的乃至有些变形和癫狂的望远镜与取景器，将会给我以无限刺探的自由、疯狂冒险的权利。这只能是小说家的叙事镜头，有情节有故事，也非常有画面感和代入感。 弋舟的《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则呈现出一种深沉的哲学气质：看似日常的书写，因其诗意和浓郁的思辨色彩，而大大增加了作品厚度。弋舟散文能让你更深地体察深情的人间，体味平凡之人在尘世间的信仰，看到他意欲命名世界的种种努力。周瑄璞的《已过万重山》有着作家本人一样的风格，素朴，亲和，洗尽铅华，却弥漫着润物无声的力量与人间烟火的动人。她剖析她眼里的文学经典，分享她看到的作家侧面，袒露自己的生活切片，无不像是在和她亲密的朋友倾心交谈。于她，“一切，只与我们的内心有关”，她的文字让你看到，真诚，是散文最大的力量。 这套“小说家的散文”里有很多小说家的创作谈，有作家给一些书所写的序跋。比如韩少功的《为语言招魂》就是一部序跋集；阿袁的《如果爱，如果不爱》里很多都是她的创作谈。阿袁让她的小说人物现身出场，审视剖析他们的现实人生与性情由来。如果你想打探一个小说家笔下那些小说的源头，小说与作家现实人生如何互相衍生和转化，去他们的散文里一定会找到答案。李洱的《熟悉的陌生人》里也有他的一些自序自跋。当这些序跋、创作谈汇集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些正是作家思想、阅读、写作的最为真实的记录，他们在写作中的挣扎煎熬、犹疑摇摆，他们最重要作品的来路与归宿，都在其中真实呈现，可以说是作家创作史的浓缩，又像是作家的内心地图，携带有很多原始的信息。 “小说家的散文”里特别有趣的内容，还有一部分就是作家看作家。比如李洱写毕飞宇的《毕飞宇二三事》，贾平凹的《路遥是一头猛兽》，蒋子龙的《高晓声趣事》，李佩甫的《放逐城市的田园游子——张宇散记》，周瑄璞的《贾平凹到底有多忙》，葛水平的《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弋舟写宁肯的《我分辨出了宁肯来自远方的演奏》，刘庆邦的《追求完美的刘恒》……从这些作家的眼里看去，看他们与同类的交集，你会看到很多传神的细节，感受到他们文字特有的穿透力。他们寥寥几笔，就能让对方的气息、性情和风采扑面而来，把读者一下子带到作家的生活现场。 一部散文，就是一个小说家的心灵档案。这套还在陆续出版中的“小说家的散文”，就像一个琳琅满目、幽光四射的档案馆。走进去，你会看到气象万千，风景无限。 （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根性及其他 汪惠仁 我做散文书刊编辑近30年，时常被拉着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偶尔也对散文写作与批评浅浅谈几句，但我心里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只能做职业编辑，我没有能力成为我理想中的写作者和批评家，甚至，也不是理想中的读者。因为我关注较多的，总是散文生产环境及应对路径。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成为理想的散文图书的编辑。 如何看待现在，事实上构成了作为散文编辑的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对于世界与生活，散文有着突出的提喻性质。通俗地讲，写作者可以“糊涂”一些，批评家可以“亢奋”一点，但理想的编辑必须心眼清楚明白。否则，作品无法在过去与未来间获得安放的充足理由。去年和今年，有两本学者随笔我比较看重，一本是严锋的《时间的滋味》，一本是孙郁的《寻路者》。前者是关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后者关乎民国年代的中国。严锋的生活趣味——尤其在对现代物质文明的理解与消费上，在且分享且交战的社交平台上，至少在知识分子当中严锋显得独异而先锋，无疑，他身上有着鲜明的“智能”未来的姿态。《时间的滋味》当然有着来自学者的知识与见识上的特殊光彩，但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其杰出，其杰出在于，他的知识与见识生长在生活现场，因而，当他将其知识与见识观照时间之流中的人与事，是那么贴切、有效，一句话，其超拔有来由有根基。孙郁先生行文，透着难得的君子风神。《寻路者》落笔在民国文学文化人物，其探究态度，既不同于那些自称民间声音的野狐狂诞，更不着学院项目制造相。孙郁先生要做的，是再度打量，是想看清楚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传统”是怎样的。所以，在《寻路者》当中我没有读到哪怕一句妄下的断语。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很少出现马一浮的名字，孙郁先生谈到了马一浮。这其实是考察现代文学在维度上一个不小的转变——文学之发生发展，其轨迹，其来由，本不该局限于弄文学的那几个人。寻路，是中国各行的主题词，是百年中国的主题词，当年之寻路，关联着现在，现在之寻路，关联着未来。《时间的滋味》其实也在寻路，《寻路者》何尝不饱含着时间的滋味。《寻路者》之好在心，《时间的滋味》之好在脑。当然，无心之力，脑如何得好？无脑之力，心如何得好？总归一句，好就好在有益于现在。 如何看待潮流，事实上构成了主动编辑或消极编辑的你。潮流是让编辑苦恼的事。苦恼在于，你不在其中，你觉得有足够的信心看清楚它。而事实上，你怎么会不在其中呢，人世间没有不贴标签的纯粹时间，于是，你通常看不清潮流的模样。一旦潮流被你看清楚，情况往往是，另一个你无法融入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理想的散文编辑需要两双眼睛。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较长时间里投入了很大力气来做散文图书，其中“百花散文书系”以古今中外200个独立品种的规模在业界获得了影响力，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的文学出版中为散文构筑了知识谱系。在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在我阶段性完成新的百花散文书系的编辑工作之后，我提出了“生活志”散文丛书的构想。我想从选集里走出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走进“主题性”散文写作与出版。只有走稳了这一步，百花的散文出版才能真正和时代发生更紧密联系、真正和读者及写作者发生更真切交流。当时为供同事讨论，我写了三条意见： 一、“生活志”之“生活”，可以是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是观察者眼中的生活，要点在于区别于无主题之普通散文集，切忌泛泛用力，要有强烈的个体气息，凡成书的文字之情理着眼，可以归结。 二、叙述风格上，打破议论叙事抒情旧有藩篱，以沉静、客观“非虚构”笔调为主，突出时代里的细节，以求在较高层次上，实现文本上的“时代/个体”的相互印证。 三、在作者选择上，着意倾向于上升期中的青年作家，让他们在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对自己和时代发声，让他们在“文学观”即将形成的时候给他们再度审视“真实”的机会，这既有利于我们践行“贴着大地”的“良心”文学出版，又有利于在“同为生活场域中人”的读者中获得心灵回应。这样，百花的散文出版的影响力才能细化、深化，才能生生不息。 在“生活志”丛书之后，百花的主题性散文图书出版又加进了自然写作。自然写作，除了所谓时代的要求之外，合于自然，需要有以“无我”证我的能力——我经常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给予人生的意义、自然写作给予中国文学的意义。在现当代文学种种伟大成就之外，我们不能回避种种缺陷。种种缺陷中的源头性病因之一，以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自然文化意识整体性的缺失。在公众层面的文化消费中尚没有构成稳定而必须的自然（或言大自然）身心陶冶消费；在自然写作层面，我们自身可用、能与现代生活对话的经典资源并不充足，并且，实用性文旅及环保宣传写作在大量吞噬着写作时间。有一次，鲍尔吉·原野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如果大部分人对大自然不感兴趣，大部分作家对自然写作不感兴趣，这世界还会好吗？人还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美和善，还会求真吗？这两套丛书都是开放性的，对我自己而言，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出版环节，但散文图书需要从“集”“选集”里走出，让散文背负着主题性责任获得自由和创造性，这的确是个潮流，这也许还不是个转瞬即逝的潮流。 如何看待对话、根性与定力，事实上构成了未来是否能获得生长的你。植物能获得生长，其实可以理解为与天地对话而获取能量，用叶子与阳光对话，用根须与大地对话。根深叶茂，然后才能谈果实，然后才能谈瓜瓞绵延。散文的生长性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和脚下这片土地要做不间断的对话，和母语、共同语的不同时段要有不同的对话，对话而根生，根生而身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其大的背景是国家与民族追寻治理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百年，于是，这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写作者以及一切有自我革新、觉悟诉求的人）追寻现代之“我“与”我”之现代的百年。可以说，正是“我”与“现代”的相互阐释相互编码，生成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繁盛景观。一个问题来了，当年何其繁茂的文学园林，如今被今人牵挂的还剩几人？凡有能力与本土对话者活，否则死。搬运来的瓶花无论当时多鲜艳夺目，都不会久长。举例来说，当年的《狂人日记》是多么奇异的文学叙事呀。以前没有中国人这样叙事呀。这就是因为，作为叙述者的“我”与古典中国之“我”发生了决裂。但鲁迅是高明的，他知道如何在自己内部培养反对派，在社会问题的疆场上，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战士，而他并没有真正斩断和这片土地的内部连接，在《朝花夕拾》里，又透露着他温柔敦厚的气质。鲁迅天才般的平衡感造就了他非同凡人的成就与见识，我相信，在鲁迅那里，诸相非相一定转换成了诸我非我——明明是我，却挣脱了“我”相；明明是与过去决裂的现代，却挣脱了流于表演的“现代”相，保留了与本土、母语的对话通道。这几年，孙犁、汪曾祺散文类作品越来越展现出长久的魅力，两位前辈文风不同、平素生活趣味迥异，但支撑他们作品流传的最大内因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在写作价值取向上都不是轻易摇摆的人，都是与本土生活有着深切对话的人，都是酷爱母语、深味母语之美、维护母语纯洁性并为它提供活力的人。 （作者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