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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辉较喜欢把旅途所见，或阅读书本电影的经验，诉诸文字，对个人私密情感则较语焉不详。也许笔者不该这麽说，叶辉对从文学作品、电影中体会生死爱慾，不也是一种私密情感的表达吗？在悼念昔日文友李国威的文章前头，作者援引了布希亚在《酷记忆》中提及的两种生命，根据作者说:一种是绝对的积极，一切超额完成；另一种是绝对的消极，一切皆荒废破碎。对笔者来说，叶辉似乎属於前一种，可作者自己又是否这麽看呢？叶辉不断阅读、解读各类文本，甚至从顾城的诗重构当年认识的顾城，为自己翻译的艾德生诗歌作千言万语，是否从这些诗人的作品，窥见一个不完整又令他心有戚戚焉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作者是个诗人，虽然生活在传媒和文化圈中，每天与许多不同的文化名人交往，但诗歌依然是他的第一生命，为甚麽他坚持将介绍俄国诗人布洛斯基的逾期文章〈诗人的第二自我〉辑录进来？笔者宁可推断:一定是因为布洛斯基在国内审讯中对自己作为诗人的信念，深深打动了作者。友人陈耀成在序言中，甚至对比叶辉开始报界工作和布洛斯基被审讯以至流亡的时代，无论在七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香港，抑或在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的苏联，诗人所面对的命运都大致相同:如果他坚持写诗，就必须面对政治意识形态或物质生活的挑战。 当然，即使你不是个诗人，你也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尤其在香港这个“浮城”，一切与写作相关的事已变得不可能，正如我们无法接受象牙塔内的梦游者，但叶辉在追寻文学创作理念的时候，也从现实的磨练和生活的体验中，引证了这些理念，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