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各种“大典”、“巨制”俯拾皆是，“标志性成果”风起云涌，我们推出这套丛刊，究竟意义何在？我不断扪心自问。 我总想起，当初激励我投身“不古不今之学”的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的一段话。子玄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是知古人不轻言著述，凡有所作，必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非我辈后生，斐然狂狷，读书未遍，率尔操觚可比。 我又记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之时，高田时雄教授跟我讲过一则轶事：第一任所长狩野直喜先生认为，初学者理当埋头读书，而不应急于发表成果。因此，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研究者三年内不许写论文。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学问之真精神所感动。在量化原则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若有人天真地提起“千秋事业”之说，恐怕会沦为同行笑柄。然而，我们真的要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吗？我常常寻思，一个真正的学者，起点和终极到底在何方？也许有人会讲，既是“无涯之旅”，则无所谓起止。那么，立场呢？学者治学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古人曰“文章千古事”，今人云“在学术上应该发扬比慢的精神”，我们是否仍可作为信念而坚守？在“美丽人生”与 “追求学术之彻底性”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这些纠结，想必也是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学侣们的忧思。于是我们向往建立一个乌托邦，期盼在这个“艰难时世”努力生存的同时，有一泓荒漠甘泉，可以给我们枯槁的心灵带来慰籍；有一方文明的沃土，可以让思想的苇草惬意地生长；有一片无垠的天地，可以让我们信马由缰。由此，有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成立。 所谓的研究班，只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民间同仁团体，却代表了我们的学术理想。两年前，一群研究中古时代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在学术日益泡沫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是否能为中国学术做点什么。随后研究班悄然成立，致力于在互相砥砺中提升自我学术境界，并探索共同研究模式在中国学术生态中生发的可能性。研究班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党同伐异的山头。核心成员来自复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汉唐文献工作室、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文系等五个单位，共十二位学者。此外，还有许多研究生、访问学者、校外和海外研究者，作为“观察员”和通讯成员加入。每两周组织一次workshop，主要安排为新作发表与讨论、史料会读、学术信息交流与评论，至今已连续举行36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让我们怡然自得，乐以忘忧。理解当今学术生态下“青椒”处境的贤达，想必不难体会，这样完全依赖学问自身魅力而运作的“非营利性社团”，坚持到今日，是多么的不易！ 我们的活动，逐渐引起相关院系和学校的关注，对我们深表“同情的了解”，施予各种援手，鼓励我们将实验继续下去，并从“211三期”和“985三期” 项目中拨给专项经费予以资助，希望能将我们的苦心孤诣，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之，我受命策划这套丛书，作为见证梦想与现实张力之间的“试金石”。虽然不免有些俗套，我们仍想借此对所有给予包容和支持的人们，尤其是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杨志刚教授、葛兆光教授和陈尚君教授，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书系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为名，收录研究班主要成员的作品，表明了我们共同研究旨趣之所在。第一辑付梓的，除了我自己的那本不过是往日杂稿的拼盘，其余大都是博士论文经数年打磨而写定的心力交“萃”之佳作。第二辑将要刊行的，则是研究班成立后历次往复匡谬正俗之结晶。尽管立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都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基底性命题”的求索与回应。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天道幽邃，安可斐然。同道乐学，博采经纬（研究班集体会读之《天地瑞祥志》，中多祯祥灾异、纬候星占之言），思接千载（诸君治学范围，上启秦汉，下探宋元，绵历千年），今略有所成，裒为一编。虽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然吾深信，绝不至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 在一次讲演中，我曾吟咏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中译参汤永宽译本，略有改动），以表达对人类历史之深邃与荒诞的敬畏和感动。现在，我想再度征引这首诗，作为对我们研究班的祝福，也作为这篇缘起的“论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