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从1925年建系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徐连达(1931年生)、赵克尧、许道勋(1939-2000)三位先生为代表的隋唐史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世纪初，随着前辈学者的相继故去和退休，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先生和当时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余欣博士来到复旦历史系，薪火相传，开启了复旦大学中古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三位先生关注传统的制度史、文化史、经济史不同，第二个阶段的特色在于中外交通史研究。然而，从余欣教授的第二部著作《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开始，则可以看出他在保持敦煌学功底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发扬其社会史兴趣。特别是，在这种社会史兴趣之外，更趋近于“博物之学”，试图重建“中古东亚博物学”。紧接着去年，今年7月2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研讨会，以该校历史系余欣教授为首的复旦大学青年学术团体“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成员举行了“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发布会。这套丛书试图把社会史、制度史以及知识传播所代表的中外交通史进行融合。可以说，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复旦中古史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注重宏观视野下的各种角度融会贯通之学。 在这个书系中，余欣本人的《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坚持的依旧是博物学的理念，但突出的是敦煌出土古代写本。据作者自述，在“博望鸣沙”这一书名中，“博望”是指西汉时期凿空西域的博望侯张骞，“鸣沙”取自荣新江先生曾出版过的敦煌学论文集《鸣沙集》，取自敦煌鸣沙山，两者若结合起来，则可以把“博望”当成动词，“博望鸣沙”即指作者向他的导师荣新江先生致敬。从这么一个有三层含义的书名来看，作者此书便可以看做一本敦煌学著作，虽然又不完全是敦煌学。 本书分绪论、上编、下编三大部分。在绪论中，作者从重估写本对于中国学术的价值入手，论述了写本对于书写整体文化史的作用，和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学术史的融合。一般而言，历史学界对于历史的研究，最基本的就是对各种史料的运用。上个世纪初以来，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则集中地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这些史料的保存形态，就是写本，亦即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籍，以及各种官方和民间的各类文书，再加上壁画、建筑等非文字材料，足以使得敦煌吐鲁番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但是，当一百年的研究热潮过去之后，尚未释读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所剩无几，该整理的文献大都整理并公布出来了，该补的史实大都补充完了，接下来的工作又将如何展开呢？这是整个敦煌吐鲁番学界在思考的问题，作者在绪论中也试图对此予以回答(第2页)。因此，作者在绪论中主要提及两种以中古写本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取向，并反映在上、下两编中。 本书上编名“书与人：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古写本研究”，一共八章，可分三类：前两章主要关注以民国湖南湘阴人许国霖(字雨新)、安徽歙县人许承尧(字际唐，1874-1946)为代表的“大量的‘二线’的敦煌学研究者以及非敦煌学专业研究者”(第47页)；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首都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御茶之水图书馆四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从学术史角度进行了关照；第七、八章则关注于《本草集注》、《大唐西域记》两种敦煌写本的辗转。总之，这一编的主旨在于以个案为例，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敦煌学研究史上或不为人知的事实，或值得专门关注的学术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