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佛教源远流长的历史中，禅宗及其思想对唐宋之后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禅宗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性，见性成佛”，将佛教全部教义归之于心，并进而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动心起念、嬉笑怒骂，全是禅心，担柴运水、扬眉瞬目，无非妙道。因为不依赖于寺庙、寺庙经济和文化典籍，禅宗在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中逃过一劫。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当时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在江南地区，再也不见“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满目只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大多数佛教宗派在此之后一蹶不振，唯有禅宗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什么禅宗能与中国文化结合得如此之密切，这大概和它的思想教义有关。与印度本土佛教不同的是，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内容简洁，方法易行，能迅速为士大夫们接受传播；而其本身又含摄了佛教教义的精髓，修禅者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能“明心见性”，就顿悟成佛。这对于信者莫不是种支持和鼓舞。禅宗最根本的精神就保留在《坛经》里。后世禅宗无论怎样发展，都能在《坛经》中找到其原型。所以，阅读《坛经》，是了解禅宗的必备工作，也是让我们学会融入社会，平心静气的一件乐事。记得有位学者曾说，他无论去哪里出差，都要带上一本《坛经》，我想，这就是其魅力的最好证明吧。 历史上《坛经》的版本有好几种，最具代表性的有四种：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法海是慧能的大弟子，他根据当时六祖讲经的记录所写的原本，发现在敦煌石窟里，目前藏在大英博物馆。唐代时，惠昕和尚因考虑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对法海本作了一些删改。其刻本早已失传，只留下抄本保存在日本京都的兴圣寺里。禅宗发展到宋代，僧人契嵩又根据《曹溪大师别传》出了一个契嵩本，这也是后来宗宝本的原型。最后元代光孝寺的宗宝和尚在前三种本子的基础上总结出宗宝本，错误少，概括性强，文字流畅优美，可读性强，便成为明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本子。尽管这些版本因误抄错传或人为添加而存在着个别字词或者故事详略上的种种差异，学界在孰是《坛经》最初的原本等问题上纠缠不休，但却并不影响我们阅读《坛经》。因为考证是一回事，而领悟佛法，指导实践又是另一回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新出一书，白色封面上只写着贾题韬讲《坛经》六字，外加上古社红章一枚。感受设计的朴素大方之余，以为上古社也跟风出版了某位学术超男超女的“讲坛纪要”，其实不然。作者贾题韬（1909—1995）乃当代佛学大家，也是中国象棋理论的奠基者。他出生于清末山西省赵城县罗云村（今洪洞县赵成镇），村民大多为贾姓，世代耕读。其父贾人俊曾任教于西北大学，后来又任山西省解县税务局长，治家严谨，训子有方；其母笃信基督教，乐善好施，贾题韬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贾题韬自小聪慧，爱好象棋，十六岁在太原市象棋比赛中一举夺冠，十八岁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主教逻辑学。1938年抗战，几近而立之年的贾题韬弃笔从戎，变卖家产，组织了一支约300人的学生抗日游击队，转战于霍山汾水之间。第二年年底，他因病离开山西，前往四川，自此再未回到过这片古老的土地。 迁到成都后，贾题韬在四川生活了43年，曾任教于成都县中、成都署华中学、光华大学、成华大学、金陵大学等，还创办过晋荣小学（现梵音寺小学前身），专门收留和培养因战争而流落四川的山西籍子弟。1943年，他与傅真悟、袁焕仙等人发起成立历史上第一个以居士为中心的禅社——维摩经舍。其宗旨在整理禅宗原理、方法，比较禅宗与其他宗派的异同，明确禅宗教外别传的特点，并主张结合中西学术思想，提高禅宗之学术地位及其实用价值。 1950年，贾题韬受刘伯承委托，与密悟格西法师结伴入藏。在西藏这片神秘而圣洁的土地上，他与藏地各派学者接触，研习显、密二教，功力大为精进，并与密悟法师共译《正理一谛论》、《辨了不了义论》、《入中论》等藏传佛教典籍。此外他还创办了西藏首座中医院，带去了汉地的针灸等中医方法，救助了不少藏民。后来他蒙冤入狱，“文革”又被打成“反革命”。屡经磨难之后，他才得以重话佛学，1983年出版《佛教与气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1985—1989年，他在成都组织四川禅学会，并在成都文殊院讲授《坛经》，后又在中国佛学院讲授“论开悟”。1990年，四川省佛教协会等单位在成都举办讲习班，由贾题韬再讲《坛经》。讲课历时二十余日，听讲者百余人，海内外反响强烈。可惜当时没有讲义留存，今日《贾题韬讲〈坛经〉》一书，就是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