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史方法论台先生有《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一稿，开章即检讨中国原有之文学方法，以为不出四项：（一）流别，（二）体制，（三）作法，（四）批评；而亦有三弊：（一）太偏重形式而忽略内容，（二）不注意文学与社会之关系，（三）不注意作者之文学环境及心理上的发展。故稿内特立《作者的文学环境》《社会环境》《传记的研究》《年谱的研究》等节，——指示治文学史基本而必要的方法。以“文学环境”而言，台先生侧重：（1）作者与时代风气，（2）作者与家庭，（3）作者与朋友三方面的关系。他并且分别举例说明：于第一种关系，指出建安七子“虽体所专，然文重行气，诗尚声调，至于用字铸句，极尽雕炼，其倾向则一也”；而初唐四杰“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而其意象老境，正是初唐特色。盖四杰地位，上则结束六朝，下则创造新体，此杜甫所谓‘当时体’也。”二者皆时代风气使然。至于第二、三种关系，则司马谈与司马迁，班彪与班固，曹氏父子，阮瑀与阮籍，韩愈与柳宗元、孟郊、李贺、贾岛，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则例不胜枚举矣。以“社会环境”而言，台先生提示应注意（1）家世与生活、（2）政治阶段、（3）社会形态等因素。而第一种因素中，为世家、为平民，居地为南、为北，境遇为显宦、为飘泊、为窜逐、为刑辱；第二种因素，则处盛世、处乱世、处国祚交替时，乃至作者所属之政治关系；以及第三种因素中，制度如何、阶级如何、生活形态如何——凡此，莫不影响作品之内容与风格，进而形成文学史中的各种类型、特色。 无论自“文学环境”或“社会环境”观之，我们都可发现台先生观点的主体乃在“作者”，故遂又有“传记研究”“年谱研究”等主题探讨。前者企图透过文士自作传记、史家所作文士传以及私家文士传等材料，深入了解作者生活中的事态，以及种种事态与其作品的关系；后者力求重要事迹与著作按年排比，俾使读者一目了然——其目的固与前者无殊。惟台先生除强调作品与事迹的关系外，尤其不断致意应注意谱主之社会环境及文学环境，其举杜甫等为例，以为吾人于杜甫最应注意二时代背景：一则安禄山之乱以前，一则肃宗及位以后，盖二阶段之政治、社会已然产生巨变，则杜甫的作品自亦因之不能不变。观察至此，我们不难体会，台先生的文学史方法论，其前提绝然在“历史”的研究法——然既治文学“史”，则本应重种种之背景、事件、关联之考察，则台先生此见似无何特殊处。但重要的是，我们看近百年来国人文学史著作，或根本缺少“史”的考察；或虽有之，却流于单纯之考证而无以架构、整合各个环节间的联系，是于台先生所云，其实“知之”不易，“行之”尤难，而吾人亦自可体会台先生用心之良苦与立意之可贵矣。在台先生观念中，所有“客观世界”的了解、掌握，为的都是回归“主体境界”的扣合，因此文学史的变化不是机械式的，乃是流动的、鲜活的、有生命的、可感可念的、可省可思的历程与体系，而如果我们再看到台先生于史家文士传记因限于体例不能备述文士之“全部生活”，而一般私家文士传记亦不注意文士“全部生活”而深觉有憾；又对年谱的考订，不厌其详地交代：谱主之事迹太少时，当如何就群书中钩稽；谱主事迹过多时，当如何以特殊的鉴别力决其去取；旧有记载有误时，如何辨其错误……则吾人更不难体会，台先生心中是以何等高度的标准、何等博深确实的识能与工夫，去面对他的文学史书写。因之，在看似无何特殊的观点之下，其实含藏着最本质的、深邃的、具永恒意义的见地与信念，教我们一方面无限折服，心向往之；一方面又自惭虚浅，深觉难以企及其所标举的境界。 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台先生虽然不满中国原有文学方法论体制，讲作法，太偏重形式；却在其《文学史方法论》中仍专立《形式的研究》一讲，除“体制”外，更标“意境”“词藻”二项。其谓“体制之所以形成，是由内容决定的”，而“内容便是作家的思想；而思想的形成有两个原动力：（一）作家所属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二）作家所属的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于作家的生活环境”。显然，在这里台先生已跃出了一般人对“形式”的肤浅认知，深刻锐利地穿透至“形式”背后所牵系的丰富意义，所以他能指出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作家每喜摹前人体制……进而亦可知作家所受之影响。”复能体察“体制”之摹，或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故须以“意境”为准，辨之、求之。而意境摹拟之作，往往虽类属拟古，“实则抒写个人之忧愤”。吾人藉此方法以窥作者渊源，诗、文皆所同然。至于重视“词藻”，则因离开词藻则不能成文章，而各作家均有其特殊之词藻，吾人亦可从而鉴别某属某，某非属某，而渊源传承亦因此可求。除此而外，台先生复谆谆提示当注意作品之题目、作品之内在思想、内在情绪以及文字表现法、句法等。大体而言，其要旨不仅在“文学”的研究，亦仍侧重于流别之体会与掌握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