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述宇的《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并不是一本新书，1978年由时报文化出版，原名《〈金瓶梅〉的艺术》。然而三十多年过去，翻开再读，却仍旧好像替自己说出了心底的感受，且娓娓道来，表达精当。这就是好书的魅力。除却四大名著，一般人最熟知的中国古典小说，大概就是《金瓶梅》了。然而多是耳闻“淫秽”之名，带了极大兴奋翻开，找寻色情段落，却发现如食堂小菜上的肉丝，少，还木渣渣得没什么滋味。再读下去，鸡毛蒜皮的琐碎家事使期待情节的读者厌倦，大量的俗语俚语又造成阅读困难，人物太近于自然，并不黑白分明让人来爱憎，不免产生“有劲没处使”的烦躁感。孙述宇认为，需要人年纪稍长，血气下沉而耐心增长，才能领会作者的热情、好奇和见识，发觉它是如何“真实生动”、“深刻有力”。其实五六十岁仍把《金瓶梅》当地摊文学的人还是多数，但若认真读过，无论老幼，没有一点悲哀之感，似乎是不可能的。 历来对《金瓶梅》的解读汗牛充栋，学术研究细到西门庆饮什么酒、潘金莲嗑西瓜子还是葵花子都有人撰文探讨。然而于我们普通读者而言，不一定要知道“拖煎河漏子”是什么，小说结构如何细密呼应也无所谓，却盼望有人将这点悲哀替我们表达出来。孙述宇的这本书便极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多次提到“苦”。如论瓶儿与西门庆间的真情，这一点许多人都已指出，他说，“但《金瓶梅》的天地是很艰难的，有说不完的苦，不是对异性的一点真诚之爱就能救赎得来的”。“《金瓶梅》中所提示的苦，读者若看得真切时，便会觉得自尊心、勇气以及什么英雄气概都不着边际，唯一有意义的德只是慈悲。”他拿《水浒》与《红楼梦》来与《金瓶梅》对比，颇有微词，认为这两本书虽然更得人喜爱，但“精神都不是写实的”；而《金瓶梅》的好，在于对人生的认真态度，唯其认真，才觉得苦，读毕全书，“怨愤不平固然没有，轻佻的优越感大抵也不会多，有的是那种看到了人生尽头的难过，而且多少好像有些什么话也不想说”，正是看到真实人生后的感受。 作者以佛教“贪嗔痴爱”解读人物，以为全书正是阐述了佛教的果报之理，虽是老道理，也是中国文学的老题目，但《金瓶梅》“用人生真实很活泼地表达了出来”，由此就比别的中国小说都深沉得多。西门庆对应“贪”，潘金莲对应“嗔”，李瓶儿是“痴”，虽然不无勉强，似乎不够概括人物的多面性，但大体使人信服。不过最好的却是分析宋惠莲的一节。读原著时，看到轻佻放荡的宋惠莲因为丈夫被西门庆整，灰心丧气屡次寻死，就已大吃一惊，有种悚然感。孙述宇大抵也很能体会读者这种惯性思维被打破的不快，他指出，这“反映出我们在思想上的懒惰和倚赖成见的习惯，同时在天性上也不免残忍”。惠莲的虚荣浅薄是真的，她与来旺间相濡以沫的一点情也是真的，聪敏与美丽同样是作者愿意表现的，《金瓶梅》的宽容，在几百年的中国小说里也找不到。 这一种宽容和深沉，也来自于作者“异常的生命力”，对世界和人生的无限兴趣。突然想起晚清的《海上花列传》，韩子云写上海的妓女与客人，同样有一种“平淡近自然”的宽容，直面真实琐碎的人生，但总觉生命力不足，行文间有极深的倦怠感，也许是因为抽鸦片？ 孙氏毕业于耶鲁大学，又创立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自然受过严格的西方文学训练。文中也常拿西方作品与《金瓶梅》对比。如探讨作者是否尊重应伯爵这一帮闲角色，便拿莎士比亚写夏洛克来比较，作者对二人不是没有道德判断，但充沛的生命力与好奇心，使他们对笔下人物仍旧能同情欣赏，所以才会写得新鲜有趣。 书末稍稍探讨文学对待人生的态度。《金瓶梅》是“为人生而艺术”，认真探讨“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一严肃的议题，道路艰难，要求读者“整个心灵起反应”，但对有能力的读者，反是最惬意的。其实孙氏此书，也正得这“认真”二字，故而虽然短小，也不谈理论考证，却让人爱不释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