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吴镇烽先生以十余年的心力，纂就《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部巨作的问世，无疑会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统称金文）的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且有裨于一系列有关学科——包括考古学、古文字学及古史研究等等的发展，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贡献。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现知最早的青铜器物实例，可上至公元前3000年，而在公元前二十一二世纪开创的夏朝，应该说已进入青铜时代了。到了商朝前期，有的青铜器上出现简单的铭文。及至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朝后期，铭文逐渐增多。进入西周以后，更有了所谓足抵《尚书》一篇的长篇金文。金文的时代下限，研究者一般划在秦统一以前，从商到战国末有一千四五百年。如果像有的学者主张的，下延到两汉，就约近两千年了。金文在历史上意义重大，自然是不言而喻。 青铜器和金文研究的历史，也是相当漫长的。根据典籍记载，其萌芽竟可追溯到西汉。到了宋代，这方面已经称得起是一门专门学问了。尤其是清朝考据学风大兴以来，有许多著名专家和著作，蔚为风气，形成现代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良好基础。至于今天的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乃是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交叉的学术领域，这种性质在吴镇烽先生的工作中即已充分体现出来。 我读了吴镇烽先生这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认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称道。 首先，是内容丰富齐备，超越前人。 从北宋以下，青铜器与金文的著录繁多，各个时期都有学者企图综合辑集，例如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二十世纪中叶，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搜罗最为宏富。后者系罗氏毕生所积墨拓，鉴别谨严，印制也较精好，自1937年出版，长时间成为研究者不可缺的要籍。不过《小校》也罢，《三代》也罢，作为一家收藏的材料，总尚有其不足之处。五十年代之后，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开展，各地新出青铜器和金文陆续涌现，经过学术界呼吁，编纂更为丰富的著录的条件逐渐成熟。1982年，台湾严一萍先生所编《金文总集》由艺文印书馆出版，收录金文803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挥集体优势，编出《殷周金文集成》，自1984年由中华书局开始印行，至1994年出齐，收录金文达11984号。以上两书的异同，有季旭升先生所主编的《〈金文总集〉与〈殷周金文集成〉铭文器号对照表》详细说明。继《集成》之后，刘雨先生有《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及其二编，台湾锺柏生等先生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均系续补《集成》不及收入的材料。 吴镇烽先生于九十年代曾作有《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电子版，虽未正式发行，已使一些学者大为受益。现在其基础上做了很大的补充修改，收录时扩至2012年2月底，共有16703号，确足称为洋洋大观的集大成之作。 其次，是广搜流散材料，多属希见。 青铜器品种数量繁多，发现后收藏传流情况每每非常复杂，致使材料的辑集殊非易事。特别是建国以前，出于大家了解的原因，许多青铜器，包括有珍贵铭文的重器，流散到境外众多国家和地区。近一时期，出现盗掘偷运，又有不少器物流散，更是不易访求。 搜辑流散境外的青铜器和金文，曾是几代学者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早在1922年，罗振玉即有《海外吉金录》及其《补遗》。其后容庚先生有《海外吉金图录》，陈梦家先生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和《殷周铜器集录》，还应当提到日本京都大学梅原末治先生的《支那古铜精华》与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铜器综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张光裕先生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等等。近期出版的，又有现在美国达默思大学的艾兰教授和我编的《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刘雨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汪涛先生编的《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尽管已经有了这一系列著录，这方面工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下去，吴镇烽先生于此一贯充分关注。 国内藏家的材料，同样是十分分散而难于辑集的。吴镇烽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众所周知的成果。他多年来承担青铜器鉴定的任务，注意流散材料的取得，真是见多识广。其所经眼的种种器物，很多是一般人没有机会见到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新著录的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流散海外的器物，这拓宽了大家的眼界。 再有，是提供图像资料，便于研究。 前已提到的宋朝《考古图》等青铜器著录，本来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附有器物的图像，同时记有出土地点、流传过程、当时藏家，以及器物的尺寸、重量等项，一直到今天还是对研究有很大帮助。然而随着金石学的演进越来越偏重于文字，后出的著录多数只录铭文，甚至成为单纯的拓本（或摹本）集，以致很多重要的金文没有原器的图形可查，对深入研究造成很大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