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陈珏： 中文世界的汉学研究还比较年轻 尽管与《剑桥中国史》齐名，且培养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一批顶尖学者，但中文世界对《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并不熟悉，对丛刊主编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也知之甚少。近日，作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执行主编的陈珏教授围绕丛刊的来龙去脉、杜希德先生的汉学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典范转移”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初开始，规划了一整套“剑桥洲别与国别史”，其中包括著名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几乎从同时期开始，剑桥大学出版社还规划了另一个里程碑式学术工程——“剑桥丛刊”。“剑桥丛刊”意在及时刊布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重要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就包含《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目前，《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已经被引入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尽管与《剑桥中国史》齐名，且培养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一批顶尖学者，但中文世界对《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并不熟悉。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英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先生主编，至今出版约50部专著，在汉学界影响深远。杜希德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剑桥的“汉学讲座”，从19世纪末晚清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归来首任开始，经过50年的持续努力，使剑桥成为西方唐代研究的一大重镇。杜希德正是当时“唐代汉学圈”中承先启后的领袖。为中国学术圈所熟悉的《剑桥中国史》亦由他和费正清合作主编。此外，他还将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学报《泰东》（Asia Major）从德国迁移到美国普林斯顿，再转移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至今仍是国际汉学界顶尖学刊之一。 这样一位当代汉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在中文世界也与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样默默无闻。杜希德对汉学的三大贡献，除《剑桥中国史》外，其他两项在西方闻名遐迩，在中文世界却鲜为人知。对此，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认为，“也许正可看出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陈珏是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及历史所教授，汉学研究是他近年来的一大聚焦领域。他从2010年初开始主持两岸清华大学的“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并积极推广“新汉学”全球论坛的理念。在两年多来的摸索过程中，陈珏对“新汉学”这一学术新领域有很多体会。在他看来，“新汉学”有容乃大，尚在型塑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学术社群，各有各解，决不是简单的“新”与“旧”的二分问题。 日前，陈珏接受本报专访，围绕《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来龙去脉、杜希德先生的汉学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典范转移”等陌生而重要的问题，一一为读者答疑解惑。 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文汇报：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在大陆学界的知名度与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并不相符，为什么中文世界并不是特别熟悉杜希德？ 陈珏：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以我个人看，一方面，杜希德为人十分低调，不喜张扬。另一方面，中文世界的汉学史研究，迄今还十分年轻，对一些关键的人物和转折点，有待作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换言之，这种知名度的“落差”并不是只出现在杜希德个人身上。举例来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芮沃寿(Arthur Wright)与杜希德都是20世纪后半叶汉学界名闻遐迩的人物。40年前，三人以各自“掌门”的哈佛、耶鲁和剑桥的汉学研究群体为中心，开展过不少轰轰烈烈的学术合作，已经成为在西方汉学史上必须书写的一个篇章。然而，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听说过芮沃寿的名字，更少有人知道这位美国汉学界的扛鼎人物之一，当年对推动中国古典文史的研究，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只要从他培养出的两位传灯人，即可见其不凡身手之一斑——一位是不久前从耶鲁荣退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还有一位是仍在哈佛如日中天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文汇报：中文世界与国际汉学界之间，的确是存在不少隔膜的。 陈珏：我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到20世纪中叶为止，国际比较文学的主流，向有“欧洲中心”之称；以中国文学为大宗的东方文学（印、日、韩、阿文学等）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股潮流，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从此，汉学与比较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往往在汉学界看来，比较文学是汉学的一部分，而在比较文学界看来，汉学则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新局面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已故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孟尔康(Earl Miner)。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