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唐降及唐代文学，台先生精彩意见益蜂出矣。 首先是其著名的论唐代士风与文学。台先生详钩史实，先论唐初士风、次论进士科与士风、终论文士与朋党，生动淋漓，使人读之如在目前。其引《旧唐书·武承嗣传》谓“公主出嫁，诗人们也得充鼓吹手随同伺候”，而“公主生孩子，也算大典，居然动员诗人数百人之多，齐来歌颂”。又引《旧唐书》之《颜师古传》、《崔义玄传》等，证明即连大学者如颜、崔二人亦皆依附权势，贪污纳贿，学、行分途如此，唐初士风可以想见———正如狄仁杰所谓“文士龌龊”也（《旧唐书·狄仁杰传》）。 这样的士风影响于文学，当然是多方面的：初唐所以仍沿六朝宫体遗风；有唐诗歌所以至为浪漫；诗、文乃至传奇所以蓬勃发展；娼妓生活所以时为文学主题；个别作家所以形成其独特内涵、思想、风格，莫不或单一、或多重的与士风有关。 其次，对古文、传奇、史传三者之关系，台先生亦有独到论见，为存其貌，全录如下： 古文与传奇文两者内容尽可不同，作意也可不同，但同属单笔散文则无疑义；而文同源于司马迁一派的史传文，亦无可置疑；是韩、柳所作之碑传文固为古文，传奇文的作品也应归于古文的范围。再就两方面的作者的修养来看，又同是具有史才的。至于两方面分途的原因，则是因为具有史才的文士，既不得史职，又不能为私史，于是走向碑传文的制作，初以为此种碑传文虽比不上一代史之删述，尚是氏族的家乘，其显贵者亦足供史家参证。渐至由于死者家属的请托，而作者则利其润笔，遂流于阿谀。以排佛老、建道统的韩愈，出而为之、倡导此种文体，相习成风，蔚为大国，能说不是引人走向歧途？同时又有具史才而不得史职，复不受正统思想所羁绊的文士，于是另辟境界而制作传奇，此在碑传文家眼中，视为驳杂不经，殊不知与彼等碑传文的做法，实同一来源也。 在这里，台先生实综合了汉以下文笔之变迁、隋唐私家不得修史的禁令、士人委曲展现其志与才的心理，以及时人观念等“纵”与“横”现象的考察，乃成其说。 此外，如对古文不始于韩、柳，引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九、卷二十“《旧唐书·柳冕传》”，以为自唐初姚察乃至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皆为韩、柳先导；论诗与乐的关系，综引《唐诗纪事》（李白《清平调》），《旧唐书·李益传》（《征人歌·早行篇》）、《李贺传》（乐府词）、《武元衡传》（五言诗）、《元稹传》（长庆宫辞）、《王维传》、《王澣传》等，证唐代歌妓所唱多为五、七言绝句，而唐人绝句所以发达，与此不能无关。类此诸例，台先生所述亦较他人为细密详明。 （六） 宋 台先生述有宋一代文学发展篇幅最多，且俱为亲笔手书，但可能仍属最草稿阶段，故详略不一，且未及宋代话本。其中卓见仍多，兹略作撮要如下： 以散文言，能详稽柳开、穆修、石介、尹洙等人在欧阳以前之贡献及对欧阳之影响，并揭韩为宋人共尊之不祧之祖，故唐宋散文实一脉相承；又特拈苏辙评欧文“不大声色”极可注意，盖韩文大声镗，不免有叫嚣之音，终不如欧之“容与闲易”有自然之美也。所见所察已越出常作甚远。 以诗言，先详引方回《桐江集》、宋荦《漫堂诗说》等，清晰呈现宋诗之传承、流变、派别、重要作家及其与前代、当代之关系；继又析述唐、宋诗不同，以为钱钟书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甚为得之。至其述宋初诗风及欧、梅以下诸家，则既详备，又切要，故无论言西昆学商隐，同时又有李昉、徐铉兄弟、王禹偁、王汉谋等学白居易，而偁系欲自居易以企及杜甫，为宋初文坛豪杰之士；或辨林逋“描写山林，不如谢灵运之深杳；书写襟怀，不如陶渊明之高旷；……观其喜用事、工对仗，犹是晚唐习气，故所作几全是律体而无歌行”。乃至论欧诗“有韩诗的气格，而无其排戛，一归之于敷愉；有李诗的飘逸，而无其空灵，一归之于平易疏畅”，以弘通议论发而为诗，遂开后人说理之风；论宋人提倡杜诗，“要以王安石为先而最有力”，但安石仅得杜之句法，未得杜之精神，故更近于韩，加以过分讲求遣辞练句、用事、和韵，乃开险仄之路，宋诗之形式主义实由安石培具根芽……凡此，或较前人所言加详加阔、或言人所未能言，实令人钦服备至。 以词言，如论柳永，以为柳词所走路径，非五代作风，乃五代以前民间曲子作风，并谓花间诸人一变民间作风，高华绮艳，成为文士新体制，至北宋有晏、欧为之后劲，至南宋更趋典重藻绘，是两宋大家皆与柳永异趣，其词愈流行民间乃愈不被重视；逮敦煌俗曲发现以后，世人始知柳永不随时尚，自有所爱，而一向为五代词风所隐蔽之视野乃豁然开朗。说极中肯。又如论黄庭坚，独拈陈师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余人不逮也”（《后山诗话》）。析论庭坚作词与诗同然——“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能将民间俚语加以提炼而不失其雅，又能化腐朽为神奇，故有独到境界，在苏、秦间别成一家，开后世散曲小令作法。说极精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