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汉学研究，一直在国际汉学界执掌牛耳，不仅汉学家人数众多，而且每年多有力作问世。我国出版界，自1980年代打开国门之后，亦有译介。然而，这类海外精品的翻译，多以专著为主，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事实上，国外学者做研究，有时候论文比著作更精华，更重要，更有突破力度。相对而言，美国汉学界论文性的研究成果，出版界的译介就要单薄得多，我作为在大学一线教学的中国研究者，常常有遗珠之感。好在这一多年的遗憾，为热心的华东师大校友、在美国任教的姚平教授所弥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姚平与她的导师、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伊佩霞（Patricia Ebrey）联合主编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整套论文集分为上古史、中古史、思想文化史、宗教史和妇女史5个分卷，其中颇多我寻觅已久的名家名篇。各分卷由该研究领域的在美学者负责编选翻译，还遵循美国专题论文集出版的惯例，由主编执笔撰写各卷前言，详尽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概貌以及各篇的旨要所在，工作颇为地道、靠谱。 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汉学研究译介，对于国内的史学研究转型，可谓有革命性的外推之功，自不必赘言。不过，我亦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域外研究的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从1980年代的唯洋是从，中经1990年代的过渡，到21世纪初，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西学原罪论”是也。经常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学术会议或课堂讨论上斥责对手时，拿出如此的杀手锏：“你这个是洋人的看法，是西方中心论！”对手遭此一击，多面色尴尬，只有被动辩解之份，再无还手之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的西学，曾几何时在中国蜕变成毋庸置疑的“原罪”？而批评者无须理由与论证，便占据了“学术正确”和“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 无论唯洋人是从，还是“西学原罪论”，看起来彼此对立，实际上是一个分币的两面：缺乏真正的学术自信，过分的学术自卑导致变态的学术自大。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研究，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而外人，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是有偏见的“外部人视角”。随着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和学术上的“不差钱”，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难道真的有所谓“本真性”吗？本土学者必定比域外洋人更能窥见“本真性”所在？这当然是一个有关史学观念的后设性问题，在我看来，不管是“内在视角”，还是“外在视角”，所有对历史的研究统统是“瞎子摸象”，每个人所摸到的只不过是大象的一个部分，区别仅仅在于鼻子、大腿和尾巴而已。抱住大腿的便声称发现了大象的“本真性”，由此而看不起别的摸象者，从明眼人（上帝的视角）来看，只不过是一个无知者的虚妄。约翰·密尔认为，真理不是哪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是多元的，存在于各种相互有差异乃至对立的意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研究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都是平等的、有同等价值的视角，谁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所在，重要的是，以不亢不卑的心态，阅读和吸取国外同行优秀的汉学研究成果。 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和交流心得，国外同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值得中国学者吸取的长处，至少有二。其一，是重视和尊重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的史学界流行的是所谓的一手资料和“原创性”，研究什么问题，似乎都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引证多注重一手的原始资料，对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往往不屑一顾，少有对话和交流。而美国学者的研究习惯，非常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引用性借鉴，也有批评性回应，在与同行的广泛对话之中最后形成自己的结论。该书主编伊佩霞在总序里特别指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之中，学者们往往将自己最出色的论文在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听取同行批评之后认真修改，最后收入专题性的会议论文集公开发表。因此，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们虽然风格各异，却通过体制化的相互批评和对话，形成了一个公共的学术共同体。相形之下，本土的中国研究学界，至今仍然是一盘散沙，只见山头，不见共同体。要么是误读性的相互攻讦，要么是老死不相往来。轻视同行劳动的成果，所导致的结果乃是大量低效率、重复性的研究再三出现，你去查查每年的专业杂志目录，可以发现类似的垃圾比比皆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