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85年《书讯报》刊载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访华师大中文系施蛰存教授》后，施先生治学的“东南西北四窗”始传甚广，至今不衰；“北窗”即金石之学，可其藏品却未露端倪，让大多关怀他的人颇有雾里看花之感。其实早在《千唐志斋藏志》初印时，施先生就盼望能印出自己藏品；见到我从西安买来《昭陵碑石》《鸳鸯七志斋藏石》，那时印制技术还不如现在，那歆羡的神情，我至今难忘；当年为谋求印行《唐碑百选》致香港友人信中甚至写道“如有可能，我无条件奉赠版权”，可憾仍未果；晚年不断地在信中与友人谈及拟将藏品编印《历代碑刻墨影·八册》《历代文物拓片图鉴》（拟目），盼望按照历史顺序留迹楮墨，展示藏品，言辞殷切间充满殚思极虑，连当时报刊都多作报道。近些年来每每读至，辄为感慨怆怀。姑妄言之，编辑出版藏品，当为先生一桩未了心事。 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潘思源编《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其藏品首露冰山一角，却如昭然若揭。我路过福州路古籍书店，见橱窗陈列此书，猛地浮起一个念头，以此皇皇巨册度之，且编辑水准高超扎实、装帧设计典雅古艳、摄影制作准确逼真、印刷纸感传神细腻。先生故去近十年，倘地下能知此隆重精印之集，定会喜出望外。从前先生在纪念戴望舒时深情地说：“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田地、房产、企业，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而今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君、潘思源君效法先生榜样，经过数年辛勤劳作并投入相当经费，使得“选萃”问世。虽在其身后印行，确实可报先生大欣慰！ 展阅这部“选萃”，拓影墨迹、题款印鉴，似曾熟识，恍如在街头忽遇故旧。扪心思念，如我区区晚辈，虽无亲睹先生以往“四壁皆为书椟器具所障，无可以悬碑者，而余所聚皆整纸全拓，非几案间可展玩，则陈之卧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者”之境况，可1990年代初，承蒙先生赐予荣幸，让我这个对金石学一窍不通的“小友”，每周謦欬雪茄香味，指教浏览其藏品，后又着我干些归类整理杂役，记得有次竟命我在木夹函套板上写“北山楼藏碑”字样，羞怯之下还是战战兢兢地照办。 转眼1990年代下半期，先生授意辑录其“题记”“序跋”，承萧关鸿、陈飞雪、周夏萍诸君同声相应，共襄义举，编辑出版《北山谈艺录》《北山谈艺录续编》诸种金石学著述，真是意外！回首往事，弇陋之我能为敬重的老辈编书，当然难以胜任并留下遗憾，可那时确有一种“体验着昼夜兼行赶路人的心情”，期待不断为老人家晚年生活添些乐儿。记得先生特地为我在编的书上题句，再次展览，让我不禁摭忆其鉴藏故事。 二 先生说过，金石文字，我早年即有爱好，但抗战以前，乃至解放以前，拓本有黑老虎之称，价昂不能多聚。曾听他叙忆曩昔雷峰古塔倒塌，觅得塔下梵寺“夕照庵”古砖藏弆。我读知堂日记，得悉1934年先生为其搜罗“拓本一束”。抗战时居滇，“大小爨、祥光、孟孝琚，俱入箧衍”。1938年浦江清由蒙自致函询问“《三圣庵碑》可拓得否”，可见他俩对西南古碑关注之一端。当时南门新出元人灰身塔上残石鼓，移至云南大学，命工椎拓，他任监拓而得第一本，胡小石却得第二本。据说《滇绎》所举六碑，他得四种，惟《南诏德化碑》《王仁求碑》未获，后来谋得清王昶修王仁求墓记旧拓。他常与沈从文、李长之、向达去佛照街夜市访古，购得铜镜古钱数品制为墨纸。因战乱绕道香港，仍去摩罗街寻碑，买到元祐党籍碑粤西二刻及北宋嘉祐砖志拓本。1940年秋，先生移砚闽汀，向泉州县长石有纪求得《蔡君谟万安桥记》墨本。 1950年代，旧家藏碑纷纷遣散，便尽力购求，时往天蟾舞台旁弄内曹仁裕碑铺、商务印书馆隔壁弄口黄小玄碑摊寻访。从黄氏处得《侯鸟残砖》，后见簠斋藏神爵元年鷞首残砖、西安高窑村出土上林宫铜鉴底铸鸟纹，均极似。1964年某日，他行至南京路遇曹氏，说已迁至保安坊口设摊，黄小玄、李道生已离世，先生叹惋“上海碑估存者，唯曹一人耳”，又往曹氏新摊，获得《金陵萧梁墓阙墓碑》全份；翌年5月间，曹氏来访告知歇业。幸有熟人戈子培继起推销，“携来碑拓一捆（凡87种，唐碑为多），议价22元”，“唐宋元碑50种，皆平湖张处芳物，以所藏大小三砚易之”，“携来砖拓百余纸，亦韩氏应陛故物也，以五金得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