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库全书》修好以后，底本和七部钞本下落如何，也需要稍作介绍。四库底本，本来要发还，也确实发还过一部分，但微乎其微。乾隆帝晚年还不断催促发还。但抄完七份书，许多底本已破烂，有些书封皮掉了，上面盖的献书者的标记也就不存在了。还有些丢失，难以发还。所以大臣们一再支应，终于不了了之。其实，不发还的客观理由基本上不成立，大臣们怕麻烦，应是主要原因。四库进呈本多达一万几千种，是个庞大的存在，也是了不起的一批文化遗产。这批书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乱，不断流失。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六月二十二日翰林院被放火，四库底本绝大部分被毁。 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咸丰十年毁于英法联军。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恐已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咸丰十一年毁于太平军，丁氏兄弟奋力抢救，战乱之后，连年借抄，几乎补全，现存浙江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第一份钞本，一九三三年迁上海，后到重庆、南京，最后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海内外用的大都是这个本子。文溯阁《四库全书》一九一四年迁京，一九二五年迁回沈阳，一九六六年由文化部拨交甘肃省，现存兰州甘肃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一九一四年运京，一九一五年移交京师图书馆，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七部书只余四套，其余三套以及底本都毁掉了，所谓内忧外患，《四库全书》的命运跟我国的重大事件无一没有联系，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义和团、庚子事变，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 对《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我觉得有几条可以达成一致。 第一条，《四库全书》纂修工程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孔子定六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为皇家校书，宋代曾巩校书，明代修《永乐大典》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论其规模宏大，全面系统，仍以刘向校书与乾隆敕修《四库全书》两件事前后辉映，为千秋不朽之盛事。 第二条，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馆臣们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改正了大量错误，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校勘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夹注于正文之中，有的则另编为《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过去我们看浙江书局刊刻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附有“考证”，有关著录或认为是乾隆武英殿校刻时所加的，但殿本实际上没有“考证”，《三通》的“考证”是光绪年间浙江官书局校刻《九通》时根据《四库全书考证》中《三通》的“考证”添加的。由于这个原因，浙江书局本《三通》就比乾隆殿本评价高一些。我根据浙江官书局刻本《文献通考》书末附的《通考考证》三卷作了初步统计，有二千零七十一条。说明《文献通考》在据乾隆殿本抄入《四库全书》时，馆臣作了校勘工作，发现并改正错误约二千条，逐条作了校勘记。还有少量错误，《考证》中指出来了，但没有在正文中改正。例如《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二：“谘，伟孙，封武林侯。修，谘弟，封宜丰侯。泰，修弟，封丰城侯。”《考证》云：“考《南史》，谘为鄱阳忠烈王恢之子。谘弟修。修弟泰。《通考》既脱去鄱阳王不载，又以谘、修、泰为南平王伟之孙。误。”应当说，从乾隆武英殿刻本，到《四库全书》本，《文献通考》的文本质量有明显改善。这种附有校勘记的本子，在《文献通考》传世版本中还是第一次，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第二次。在乾隆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正经、正史的刊刻，附有校勘记，是从武英殿本开始的，殿本的考证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殿本《考证》大约一半以上并非讨论文字异同，而仍属文义的理解。属于文字异同讨论的仅占一小半。到《四库全书考证》则已变成几乎全部是讨论文字异同是非的“校勘记”。虽然仍然沿用“考证”这个名称，但其功能在专业化方面已经出现了大的飞跃。乾隆以后，刻书附校勘记，已逐步被认为是“内行”的做法。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中认为初学选择善本的主要标志是“国朝人所刻，密行细字附校勘记者”。这种古籍整理成果附有校勘记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应当说开始于武英殿本，形成于《四库全书考证》，至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已渐趋成熟。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成果而不附校勘记的，甚至被认为“外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认为《四库全书考证》在学术史上，尤其是校勘学史上，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的。在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把《四库》本作为校本，充分汲取《四库全书考证》的已有校勘成果，应当成为一种通行做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