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从朱子到阳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束景南、陈来这南北两位学者，于朱子学研究卓有树立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阳明学研究。二人皆以朱子和阳明为立学根本之所在，盖“非如此不足与论理学之全体也”（陈来语）。 陈氏以理论建构见长，他更多是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和考证，提炼出朱子、阳明的哲学理念、人生信仰与政治原则，这是由具体上升为逻辑的抽象，先后著成了《朱熹思想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束景南则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串联，“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信念与政治追求”还原为朱子、阳明“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这是由抽象上升为历史的具体——可以称为活的文化还原法”（束景南语），亦即由抽象还原为历史的具体，其成就体现于《朱子大传》、《阳明大传》（即出）。 日本学者吉田公来尝言：“朱子学以至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往往存在着轻视考证工作而偏重理论研究的倾向，但实际上只有在确切考证基础上，理论研究才能深入。”陈来、束景南的朱子、阳明研究之所以迥出同时学人，于朱子、阳明研究中的诸多关捩有所贡献，与对文献和考证的注重关涉良多。如陈来的《观书诗考》一文虽不过千余字，却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证丙戌中和之悟，处理这一朱子思想演变中的重大关节，信手拈来，而使纷然错综之史料謋然而解。而束景南《道谦考》一文，细叙了朱熹向道谦学禅之历程，从而断定朱熹的佛学思想渊源上承宗杲、道谦的“看话禅”，而非刘子翚的“默照禅”，澄清了海内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流传的谬误。 然因研究方法的相异，两人于文献、考证的关注度、关注点上颇有差异。陈来因其关注点更在朱、王之哲学精神、哲学思想，于文献和考证唯求“适用”而已，故最初考订朱子书信所作年代时，只考订《朱子文集》中卷三十至六十四论学书信的年代，而没有涉及卷二十四至二十九论时事出处的书信，因为这部分与哲学思想基本无关。束景南则力图通过“还原”的方法，为朱子、阳明立传，于朱子、阳明的生平细节，务求周全，为此须于朱、王生平之“断点”，力求弥补，故于文献的收集考辨，虽片言只字，不厌其微，先后著成《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此书虽迟至2001年方才出版，然其初稿完成乃在《朱子大传》撰成之前。）、《阳明佚文辑考编年》、《阳明年谱长编》（即出）。 杨立华曾言，“一般读者往往只看到陈来先生《朱熹哲学研究》等著述中义理辨析的精微，殊不知《朱熹哲学研究》的基础其实全在《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见杨氏《有心之实，无心之实》），可谓的论，推而广之，则道出陈来、束景南于朱子、阳明研究创见颇多之秘诀也。 二、还原王阳明 我们所认识的王阳明，乃是一个被遮蔽和高悬的王阳明。 一方面，阳明生前几遭陷害，死去之后，奸小之徒对他仍不放过，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桂萼就上奏说王阳明“擅离职守，处理思、田之乱，恩威倒置”，诋毁王阳明平宸濠之乱是“军功滥冒”，又诽谤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传习》转讹，悖谬弥甚”。连其家人也遭到骚扰，后虽被保留封爵，但世袭停革，学说被禁止传播。阳明临终前“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短短八字，既是对自己一生忠贞王事的总结，也是对自己遭际的悲愤表白。另一方面，阳明又被树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的道德楷模、社稷名臣、思想泰斗，乃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才、完人。 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王阳明，就必须借助对文献的发掘和考订，去掉加诸他身上的种种遮蔽。《辑考》一书，广搜万余种方志、碑石、族谱、书法、笔记、总别集、佛道文献等，共辑录阳明佚文438篇（首），散佚语录145则（条），附伪作36篇（首）。438篇佚文中，《辑考》首次著录的264篇（首），《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或当代学者已有辑考的，分别为51篇（首）、123首（篇），然《辑考》据不同版本，对其中的文字缺漏（包括缺题、缺序、缺跋、缺作文时间等重要信息及佚文中大段文字的缺漏）、错讹，做了较多的补充和考辨工作。这些以往被人们所忽略的阳明的片言只语中，埋伏着诸多去除遮蔽阳明“真我”的草蛇灰线。 阳明早年以治诗赋词章起家，时人毛砺斋叹其“一代骚坛蚤著声，时人尽识子安名”。然弘治十八年（1505）结识湛甘泉，共定圣学，遂以诗词为余事，于早年诗文不自收拾，故爰多亡佚，至晚年更欲焚《五经臆说》，废《上国游》，弃《游海诗》，乃若老佛气之《大伾山贱》、《游齐山赋》，八股气之《乡试卷》、《会试卷》等，终其一生讳言之。《辑考》却将阳明不少欲焚、欲废之诗文搜罗出来，并通过考辨，让我们看到了早年阳明词采风流、出佛入道的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