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商隐(8l1—859)，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为河南省沁阳、博爱二市)人。他一生中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作为唐朝政府的一名官吏，他的政治地位可以说十分卑微。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集注于文学创作方面的话，那么，李商隐的贡献就绝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了。他在晚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引人注目的。作为诗人，李商隐在当时就已经享有盛名。他和杜牧并称“李杜”。为了区别于李白、杜甫，又称为“小李杜”。他和温庭筠并称“温李”；再加上另一个作家段成式，又被当时人誉为“三卜六体”——他们三人作文风格都倾向于繁缛华丽，恰巧在本家族中，各人又都排行十六。但是，李商隐又是历来遭到很深误解和不公正评价的一个作家。《旧唐书‘李商隐传》说他和温庭筠两人“俱无特操，恃才诡激”；《新唐书‘李商隐传》则把令狐绚攻讦他的“背恩”、“无行”之言进一步推衍渲染成“忘家恩，放利偷合”。在两《唐书》编者笔下，李商隐只能算是一个有才华的无行文人。直到清人冯浩作《玉溪生年谱》，一面尽管同情商隐的坎坷遭际，一面却还是认为他“植品论交，两无定守”，在最后总结道：“其无行诚不能解免。”仿佛“无行”二字已成了李商隐的定评。近人张采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义山笃于情者，一不得当，则烦冤莫诉，如醉如迷；偶假颜色，则又将喜将惧，急自剖白。”这样描绘李商隐，正如后人指出的：“直如小孩哭笑，刻画得不成样子。”(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在建国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研究论文中，李商隐的身价也曾有过很大的起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曾被打入“反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之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匕F‘年代中，却又被“四人帮”的舆论工具赐予“法家诗人”的桂冠，获得许多不虞之誉。 李商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思想、性格、气质是什么样子？他的诗歌作品具有什么特色？他进行创作的客观背景和内在动力是什么？总之，李商隐其人其诗与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评价其创作成就和局限？这一系列问题显然都是很值得探讨的，也都是为了比较准确透彻地理解李商隐诗所必须研究的。这也可以说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功夫。 为了比较系统、具体地阐明上述种种问题，传记体裁似乎是一种方便有利的形式。因为这种体裁允许展开一定的历史画面，允许采用夹叙夹议和适当的文学描写，便于做到寓分析说理于描绘叙述之中，因此也就比较易于写出传主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使读者得到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印象。这就是本书作者明知自己学殖浅薄，水平很低，还是勉力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如果熟悉李商隐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它对这位晚唐重要诗人的刻画和评价距离事实还不算太远；如果更多的人因为这本书而引起进一步研读李商隐诗歌的兴趣，作者的心愿就满足了——然而，同这本小书实际达到的水平相比，恐怕已经近于奢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