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敕修的一部规模宏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是修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提要目录。这部《总目》多达二百卷，是阅读研究中国古籍最重要的向导。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盛世修书，是中国的传统。从周代开始，统治者就希望在治理国家方面从文化上有所表现，所以周公有历史上称道的“制礼作乐”。三国时魏文帝命令大臣修类书《皇览》，分四十余部千余篇，达八百余万言。南朝梁武帝敕修类书《华林遍略》七百余卷。唐太宗敕修《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这些大书都失传了。传世的大书有著名的宋四大类书：宋太宗敕修《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宋真宗敕修《册府元龟》一千卷。明代永乐皇帝诏修《永乐大典》，希望越大越好，他亲自过问皇家藏书，建文渊阁以储之。《永乐大典》作为永乐皇帝重视文化事业的标志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非常值得骄傲的一部大书，尽管它在庚子事变中已被破坏，存世仅百分之四，但风采依然不减。 清代康煕皇帝诏修《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煕字典》。康熙皇帝的第三子成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修了一部一万卷的大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达五千零二十册。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文化遗产。 乾隆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帝王，有所谓“十全武功”，怎样在文化上超越前代，怎样超越他的祖父？这个问题自然会提到面前。 那么，修《四库全书》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历史上认为有两位学者的贡献不可埋没。一是周永年，二是朱筠。 周永年为修《四库全书》作了理论上和框架上的准备。周永年是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藏书。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因为在二百年前的乾隆年间，他就想办一个图书馆。他联络曲阜的大学者桂馥，北京大兴县的大学者翁方纲，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借书园”，主要的书都是周永年节衣缩食购置的。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愿意借书给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愿借书给人看的，却占绝大多数。甚至有的人在书上盖上一方印：“借与鬻人为不孝”。钱谦益绛云楼为当时海内私人藏书之冠，后来一把火烧了，他的朋友曹溶（秋岳）去安慰他。他告诉曹溶：“古书不存矣！”曹溶批评钱谦益：“片楮不肯借出，仅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周永年就不同，他要主动借书给人看。他自己这么办还不行，还想出个办法加以推广，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说》。文章缘于明代学者曹学佺给藏书家徐??的信，信中说：“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曹学佺是想编刻一部大丛书，叫《儒藏》，周永年则认为《儒藏》应当作为一种类似图书馆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好学之士可以到这里读书。各处《儒藏》内容一致，用别的地方的书活版排印补上，各处互相呼应，互相补充，永远也不会让书消亡。他的设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后，那时没有互联网，如果有，周永年也许会第一个宣传互联网。周永年写成《儒藏说》，就到处宣传推广，当然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他是不可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但是他宣传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经、史、子、集的大丛书，要藏在多个地方，内容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是一式多份，藏在多处，而且是供人阅读的。所有这一切，都与后来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库全书》有很大程度的相似，这绝不是偶然的。周永年为什么被征调到四库馆里去修书，又为什么能成为三百多位馆臣中的四大骨干成员，这与他到处散发《儒藏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所以学术界认为周永年《儒藏说》为《四库全书》作了理论和框架上的准备。 朱筠是《四库全书》的直接引发人。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皇帝下旨，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献书。目的是为了丰富皇家藏书，备学习研究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举到一部大书，那就是《古今图书集成》，他认为这部书“极方册之大观”，是叹为观止的鸿篇巨制。但是乾隆皇帝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不足，那就是“因类取裁”，“不能全载原文”。他认为这样就使许多书失去全貌，无法看到它们的全部。所以，他要求各地献书，以达到“副在石渠，用储乙览”的目的。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原书，才能“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总之，这次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图书，是供充实皇家藏书的，没有明确要修一部大书的意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