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写作于1990年之前，出版于1992年12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此书写作出版之际，我已年届“知命”，但说来好笑，也很惭愧，对我来说，它却还是一部“少作”，适足成为我为人为学愚钝迟慢的明证。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我们这一代人，除极少数有心人和佼佼者外，大多数人的学术年龄都需要去一二十年来计算——我们浪费和被浪费了太多的光阴。本书是研究古代诗人的，但却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论大潮的影响，在书中随处可见。浅表地看，书中借鉴了一些西方文论，采用了不少新的名词术语，这是当时学术风云的留痕。稍进一层，便不难发现当年思想解放的某些迹象。进入新时期，整个思想界学术界都在反思，都不愿再走老路而试图有所突破。我算不得弄潮儿，但也不甘落后。现在看来，那时我虽尚未摆脱反映论的基本框架，但已懂得不应坚守机械的阶级论，而应较多地从人和人性表现的角度来看文学，视文学创作为人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而论诗，则应多从审美角度分析其价值，无需再重复我们重复得太多太久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之类标准。 我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学中文系学习，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而且有幸进入何其芳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我真正开始独立自主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是我在文学研究学徒阶段的习作，也是我试图在文学观上寻求新变的文本记录。所以它在理论观念上呈现出新旧杂陈、旧既不专、新更稚嫩的特点。今天我重读此书，犹能忆及当时努力学新破旧的迫切心情和在具体运用上深感力不从心的焦虑。这种痕迹是历史造成的，只能让其历史性地存在。 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初到文学所时就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话》的工作，试写过某些章节，后来因各种运动的干扰，此事无果而终。八九十年代，我在文学研究所的本职工作是参与编写《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唐代卷。后来，唐代卷分上、下两册，于1995年出版，此前此后还有别的朝代好几卷陆续出版。可惜这项工作的全部（计划为十种、十四册）至今尚未最后竣工，令我深感遗憾。回想起来，我在文学所三十多年，所有的工作其实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编写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这些工作，使我培养起比较自觉的文学史学科意识，使我不能不思考关于文学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而且随着研究经验的增长，会思考得愈深愈细。这对于我后来的研究思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中，就记录了我当时的某些认识。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下编是对李商隐其人及其诗文的论述，上编则专门谈了以探索心灵世界为核心的作家研究与文学史学科的关系问题，并以李商隐为例，作了具体的试说。这一部分内容离传统方式的李商隐研究似乎有点远，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开明和宽容，允许了它们的存在。这次重读此编，发现其中有些观点与我后来直至今日的研究有颇多内在联系，它们倒在无形中成了我整个学术行迹的先声。 做李商隐研究，本可按着中国诗学传统来进行。诗学是传统深厚的中国学问，用今日的时髦话说，它乃是不折不扣的国学。我们的前人在李商隐研究中作出过许多重要成绩，其成果形式主要有依托于李商隐诗文文本的校笺、注释、讲解、点评等等，还有在诗话文论中对李商隐诗文的批评，或对李商隐其人（包括生平、家世、交游等）的考订梳理之类。我研究李商隐当然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必须充分地尊重和借鉴它们，但我又实在不甘纯粹地循此旧路亦步亦趋，从而把研究论著写成读后感和各式诗话引文的连缀——这实际上不过是前人言论的翻新重复。我总想在继承旧法的同时探索些新路，能在理论上提出和分析一些问题，使得出的结论既符合李商隐的实际，又能观照得更为广阔深远。于是，我头脑里的文学史意识便起作用了。文学史是以人类文学活动及其产品为对象的历史，是一种有规模的人文史，每个作家的创作只构成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之研究李商隐，很想使其具有一定的史学性质，而不仅限于古代诗歌评论。也就是说，把李商隐研究当作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深入的虽只是一个点，但视野却应是一个面，最好还能从中寻找出一条线（唐代文学史发展的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