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运熙文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煌煌五厚册，红色绸面精装，热烈，闪亮，犹如跳动的火焰。先生的文章，正如他的为人，平和而朴素，似乎与这封面的色彩形成反差。然而这鲜亮的红色，恰是先生亲自选定的。其实先生的性格，正有其热情的一面。在文集首发式上，陈允吉先生回忆道，王先生曾说：“如果要我脱离古典文学研究，那将是我最大的痛苦。”如此执着，不是体现了对于学术事业真挚的感情吗？先生的言谈举止，似乎永远是那样平心静气，但当谈起学术问题，尤其是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时，语调就会略微高扬，双眼也放射出光芒，那正是内心深处炽烈情感的释放。 笔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求学时，正值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记得那时王先生曾就古典文学还要不要学、要不要研究的问题，说：“越是要批判，就越是要研究。不研究怎么批判呢？”今天的读者，恐怕觉得此话不好理解。而笔者这样的过来人，体会是太深刻了。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一切都被颠倒过来。对于古代文化遗产，口头上也说要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实际上是批字当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路线指引下，草木皆兵，古代的、外国的作品几乎都被认为具有危险性，都可能成为阶级敌人的软刀子，“杀人如草不闻声”，用来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气氛更加紧张。郭沫若在人民广场的万人大会上慷慨陈言，说自己的著作都该一把火烧掉。我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当然必须投入“战斗”，谁敢消极观望？谁敢还关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某位下乡参加“四清”的同学蚊帐里的一本《唐诗三百首》被发现了，被作为不良的思想动态汇报上去。某同学买的贺卡上画的是春风杨柳，被“革命性”强的班干部指责“就是喜欢这些闲情逸致的东西”。某同学做了几首写农村生活的旧体诗，投稿退回，私信居然被公示，立马召开年级大会进行批判，说是诗中一派宁静闲适的田园风光，歪曲了新农村，具有腐蚀人心的作用。在那样的氛围里，我们这些爱好古典文学的学生苦闷，惶恐，怀疑古典文学研究还有没有前途，于是向老师发问。王先生说“越是要批判，就越是要研究”，就是给我们的回答。老实说，当时这回答并不能解除我们的困惑； 而今日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在为心爱的事业寻找存在的理由吧。他不可能在自己心中熄灭对于事业的热情火焰，不可能放弃对于优秀文化遗产的热爱。先生赞成批判继承的说法，但反对假批判之名，行糟践之实。他曾对笔者说，冯友兰等主张“抽象继承”，是对的，若加以否定，“那就谈不上继承了”。 陈允吉先生还说王先生“有操守”，“认为对的就坚持”。这也是先生高尚学术品格的表现。先生不迷信权威。陈寅恪、郑振铎先生都是著名的文史大家，陈先生尤其是泰斗级的大师。王先生对二位先生也十分尊重。他屡屡对我们称赞陈先生的著作，要我们好好研读《元白诗笺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等书。陈先生诗史互证的方法，王先生尤为心折。但是在唐代古文运动与传奇小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先生不赞同二位先生的观点，便撰文商榷。据说这使得有的崇敬陈先生的老师颇为不悦，但王先生还是坚执己见。在先生看来，崇敬大师与追求真理，不但不矛盾，而且正相一致；坚持求真，是学者应有的操守。 求真的基础是坚持实事求是。记得“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王先生对笔者说过，作为一个普通学者，对于许多政治事件的内幕，对于“四人帮”的阴谋，是难以了解和识破的，但若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史料出发，就可以少犯、不犯错误。我们知道，在我国，很长的时期内，是要求文化学术，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自觉地为政治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会儿批《水浒》，一会儿批孔子，一会儿评法批儒，都是“四人帮”搞政治阴谋施放的烟幕。不少学者，早就被一次次“大批判”收拾得服服帖帖，十分自觉地要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有意无意地丢弃了最可贵的实事求是的学术准则，写出了一些违背史实、迎合政治阴谋需要的作品。某些著名学者也堕入圈套，忙着修改自己的著作，“为政治服务”。那真是极为惨痛的教训。王先生的话就是针对那样的情况而发。因为实事求是，所以他能做到不随波逐流，能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不屈从某种需要而说违背事实（史实也是事实）的话。据说那时曾有人指责先生的文章“战斗性不强，缺少批判性”，其实那正是坚持学术操守的表现。 王先生的著作获得过许多重要的奖项，在海内外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而先生淡然处之。在笔者看来，先生的为文与为人，是统一的，那就是平易外表之下的热情和操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