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六岁高龄的尹福康先生，曾任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从事摄影工作已逾七十年之久。他的摄影之路，聚焦了他人生的精彩历程，但最让尹福康难忘的是，为京剧大师梅兰芳拍摄演出剧照。 1955年初，著名出版家赵家璧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摄影，他筹划出版了一套人物画传丛书。1956年2月，梅兰芳亲自率领剧团到江南巡演，首站即在南京市人民会堂公演。获得这一消息，赵家璧立刻让尹福康与一位编辑赶到南京，与梅兰芳取得联系，商谈为其拍摄一本画传的事宜。即刻获得梅大师的认可与支持，令他俩心花怒放。 尹福康是南京人。对于南京，每条路每座戏院，尹福康是再熟悉不过了。而此次奔赴南京，使命特殊，他深感肩头的分量是沉甸甸的。虽然当时他使用的是最好的德国莱卡相机，但只有一个50mm标准镜头，没有如今的长焦、变焦，以及自动测光、测距等拍摄设备，一切都得靠手动控制。胶卷是135低感光度的黑白负片，而当时的舞台灯光也不尽如人意，加上梅兰芳的演出动感强烈，幅度较大，要抓拍精彩瞬间，难度不言而喻。然而，凭着十五岁起练就的过硬摄影技术，尹福康在半个月时间中，每晚泡在剧场，占据第一排的一个“特权”位子，既可近距离地欣赏梅大师的精湛表演，更可方便地把梅大师千姿百态的舞台形象拍摄下来。 他前后为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穆柯寨》等八个著名剧目拍摄了两千余张黑白照片。这样全过程的独家舞台拍摄，对京剧大师梅兰芳和摄影师尹福康来说都是第一次，却是一次难得的成功合作。在南京拍摄梅兰芳剧团半个月的公演令尹福康记忆犹新：“每逢演出时间，南京必定万人空巷。在刺骨寒风中人们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购票或者等候退票。演出前半小时，剧场内已座无虚席了，人们无不以能欣赏到梅大师的表演为荣。” 那时，梅兰芳已六十三岁了，但在演《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出场时，全场鸦雀无声，观众的眼球被牢牢地吸引，为“虞姬”的端庄美丽而惊叹，更为梅大师的杰出表演所折服。 尹福康努力把梅兰芳在戏中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转身都传神、逼真地抓拍下来。《贵妃醉酒》这出戏，尹福康拍了不下几十个镜头，其中就有二十多张是“杨玉环”的全身照。梅兰芳舞姿翩翩，神态安然，再现了“杨玉环”既美丽妖艳又端庄高贵的气质，充分显示出“梅派”表演艺术的神韵。在《霸王别姬》中，光“虞姬”举剑的动作，尹福康就拍摄了三十张。在他的镜头下，梅兰芳的表演就像一幅工笔写意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庄严和宁静。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尹福康与剧团同住在南京AB大楼宾馆（即现在的华东饭店），进出餐厅，时与梅兰芳见面，相互微笑致意，梅兰芳不但没有名角大腕的架子，而且还常常主动询问拍摄情况，他不止一次表示，如有不理想的镜头，可以在演出结束后再补拍。全部拍摄工作完成后，尹福康提出与梅兰芳合影的要求，大师当即获允，说：“那就到大院里照相吧。”照片上，梅兰芳身穿大衣，脖戴围巾，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的形象，一直珍藏在尹福康的心底。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出版梅兰芳画传之事一搁就是几十年。在“文革”中，红卫兵来到出版社“串联”，大批“封资修”，存放梅兰芳剧照底片的柜子就在走廊里，尹福康焦急万分，寝食不安。一天，趁无人之机，他悄悄地把这些底片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抽屉里，使其免遭灭顶之灾。之后，这些底片跟随尹福康享受“离休待遇”，安然藏于家中。但他家住底楼，潮气重，亦不利于存放，每到霉雨季节，他不得不把底片拿出来吹吹清风，照照阳光。随着国家京剧院的梅兰芳大剧院正式开演，梅兰芳铜像的落成，电影《梅兰芳》的热播，以及梅兰芳故居的修缮迎客等等一连串“梅兰芳热”的信息传来，尹福康对梅大师的思念之情也时常被触动。 及至新世纪初，尹福康将躲过“文革”劫难的这批珍贵底片，无偿捐献给上海历史博物馆。2009年9月，上海美术馆举办了《戏影留芳——尹福康摄梅兰芳五十年代剧照展》。同年，他从馆藏底片中精选了三百余张，由戏曲专家谢柏梁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册《梅韵兰芳——梅兰芳八大经典剧目写真》，了却了尹福康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