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著中国文学史最大的特点，是其浓郁的文学性。文学本来是最具个人性情的学科。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流行名家主编、集体编写的写作方式，到现在还在流行。这种写作方式的好处是“人多力量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字数可观的著作。可有一利则有一弊，集体写作，集体讨论，一些个人见解、文字风格则往往被磨平刨光，留下的是四平八稳的巨大拼盘，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淘洗，大多被浪打风吹而去。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几种外，其他的多种著作已经被学界和读者忘却。台静农先生的这一部，以其个人的毕生学术研究积累，以优雅而极富情致的文字，叙述、诠释了中国文学自起源至金元的文学流变的轨迹与众多作家的成就（因台先生去世，该书未及完成）。该书的文学性体现在它的方方面面。从文学流派、作家的评价，到文学作品的选择、分析，在在体现了台先生的个人见解，是真正的“一家之言”。对于那些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师，他们已被历代大家、名家一再解读、阐释，要谈出新意真是“戛戛乎难哉”！而台先生却能时出新意，实在让人佩服。以苏轼为例，解读苏轼的论著堪称汗牛充栋，而台先生通过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中关于苏轼兼取儒释道三家的回忆，分析道：“由此可知苏轼的人生修养，是具有儒家的现世思想，释家的出世思想，以及老庄任性自然的思想。他融会了这些彼此不能相容的思想，而表现于生活，成为他整个人格。……他这种修养反映于作品方面的是旷达襟怀，加以他那奔放天才与丰富感情所形成之豪放精神，都一起反映在诗歌方面。”在众多论述苏轼的观点中，堪称切中肯綮之论。 由于台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史的熟稔，他对中国文学史有自己独到的体悟，因而能够注意到一般学者熟视无睹的领域。譬如在该书第四篇以第八、第九两章论述“佛典翻译文学”、“佛典翻译的文体”，就是台先生的创举，此前之中国文学史似尚未见。之所以如此重视，其来有自：“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文学方面，也因此增加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生命便是佛典翻译文学。”、“佛经的想像力之伟大及一去之飞动，中国文士于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这样的事例，唐之王维，宋之苏轼，元之倪瓒，明之李贽，还有许多诗僧、画僧如唐之寒山、拾得，宋之佛印，清之八大山人，可谓不胜枚举。关于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与台静农先生有不谋而合的观点。他在写于1979年的《记熊十力》一文中说：“我们应该承认，自佛法东来，印度佛典的重逻辑精神，特别是在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方面，确实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我国出版的文学史还很少涉及中外文化交流这一领域。”王元化先生这一遗憾因台静农先生的著作得以弥补。可惜的是王先生生前未能读到台先生这一著作。 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论述各文学流派、作家的成就与影响，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台先生贵在注意到了不少大陆学者忽略的流派和作家，这对大陆读者来说往往有别开生面之感。譬如三国时期的作家应玚、应璩兄弟，大陆学者多著中国文学史鲜有论及者。而台先生为应氏兄弟设立专节，引用了应璩的两首诗，评论道：“这诗虽没有什么深意，而难得的是朴质自然的白话诗风格，在崇尚辞藻高华的诗的时代，居然大胆地作出这样的白话诗，故能给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以影响。”拨草寻蛇，心细如发，以一位不起眼的诗人引出辉耀古今的陶渊明，我们不能不佩服台先生治史的功夫。 我国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姚鼐的三端也为后人称为“义理、考据、辞章”，即要求学术著作要有高明的见识，严谨的考证，优美的文字。台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三端”俱佳的学术著作。他在叙述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同时，还考证了许多历史典籍的讹误。如《唐书·艺文志》有《应瑗集》十卷，台先生考证历史上无应瑗其人，“应瑗实即应璩之误”。其书中如此等发现甚多，嘉惠后学，功莫大焉。细心阅读的读者，自会受益良多。 最后，要谈谈本书的整理出版。我国自古代以来就有弟子发扬、光大乃师学问事例，不绝于史，如清代李塨于颜元，近期如叶嘉莹于顾随，均为学界传为美谈。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得以与读者见面，台湾大学何寄澎教授，台大出版中心柯庆明先生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