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癸巳年，蛇年，蛇年的吉祥故事很少，然而有一则叫作“灵蛇献珠”。我想，《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卷）的出版，应当算得上是本社配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在岁首献给书业界、学术界、媒体各界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吧。之所以称这是一颗明珠，既因为这批竹书学术价值的重大，也因为其整理、印制方式的周至。在这两方面，均可称得上具有示范性。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学术价值，在过去发布的有关消息及本书前言中已谈得不少，这里只想补充一个例子。在这批竹简中，有一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录，却久已失佚的《周驯》。学界曾因《周驯》的内容与我们今天对道家的印象相去甚远而致疑。然而细研《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著录，会发现不少品种都非后世印象中的道家。譬如《管子》，后世艺文、经籍志多列入法家，而《汉书·艺文志》正列入道家。类似的情况在儒家类中也存在。譬如鲁仲连，后世都以为是纵横家，然而《汉书·艺文志》却著录为儒家。这些情况说明，后世关于诸子百家的认识，恐怕与其原初形态相去甚远。《周驯》的出土，恰恰印证了《汉书·艺文志》论道家所说，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虽倡清虚卑弱，却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也”。《艺文志》又说“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因此可见，后人心目中独任清虚的道家，其实是先秦道家中“放者为之”的末流。因此，《周驯》的发现，不仅是文献学上的重大收获，更是文化史、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可与《管子》、《太公书》等互参，追本溯源，还原先秦道家的原初面目，以利加深对老庄等著作的认识；而且对于先秦诸子的异中同、同中异，乃至其本质上的入世性格，提供了革命性的启示。 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北大的考古文献研究更是学统悠久，名家辈出，首屈一指。《西汉竹书》由北大出土文献所来整理，可称是明珠得英主，可免“暗投”之叹。竹书《老子》卷的整理，便是一个明证。韩巍副教授对于《老子》卷的整理，将有一个全面的介绍，本卷附录中的四种研究成果，更是严丝密合，功力超群，大家可以参看。这里我想特别提挈的一点，是《老子》卷整理所体现的古籍整理与文献研究的方法论。正如作者在《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与学术价值》一文中所说的，此卷的整理不仅承继了由“古书辨伪学”向“古书年代学”演进的合理因素，更体现了突破“单线演进论”的桎梏，向“古书形态学”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基础，则是对文献资料尽可能全面的掌握与鞭辟入里的具有文化意识的对勘比较、分析研究。所谓“单线演进论”，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一元思维；所谓“古书形态学”，则体现了一种多元的、具有文化意识的时空性的综合思维。以我治学数十年的感受而言，“单线演进论”是学术研究的大敌，是即是是，非即是非，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以至自以为秘籍独得，鼎定于一。这些学术界的痼疾，就方法论而言，盖出于“线性演进论”，前面所说的对于先秦诸子的偏面理解出于此，对于《老子》及其他古籍的版本研究中的某些偏执也出于此。因此“古书形态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于文献学，而且对于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而言，都是一种理论创获，一种脚踏实地的中国学者的理论创获。 就我所见到的出土文献整理著作来说，《老子》卷是最到位、最周至的一种。过去我常羡慕日本学者文献研究的细密，而现在我敢说，《老子》卷的整理绝对不输于东邻学者，而在材料的严谨、思路的清晰、表述的简洁上，更有出蓝之感，可以视为文献整理的一种范本。过去我常感叹中青年学者每多浮泛，而今天看到韩巍先生的这部作品，我欣喜新一代学术中坚已开始形成。 文献整理是百年大计，《老子》卷乃至整个《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整理，真正体现了科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北大学术精神，对于当前学界以“圈地”、“急就”为能事的浮夸之风是一种针砭。因此，我强烈呼吁有关领导部门，不宜以速度作为项目完成的主要指标，而必须以“质量”、“学术内涵”为更重要的标准，也恳切希望，放宽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时间限定。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整理、印刷中尚有不少可贵的经验，比如“简背划痕”研究法，就是竹简连缀方面的一项重大技术成就，又比如作者、出版社、印刷单位的早期紧密合作，应是印刷工艺上的一项重要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再比如一校为主，各校多家共商同研，更是学术界的一种新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