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歌当中多少会有点“事”，不会永远是抒情；当这些事和政治挂边，而不仅仅是张三来喝茶、李四去洗澡的时候，这些诗就不仅仅是诗，而会被看成历史文献，吸引“找事”的读者。那些喜欢在诗中说事的诗人，命中注定会被后来的读者不是因为诗而被一次次关注。这些诗还会被称作“诗史”，成为一个好的标签，而并不管这诗写得怎样，这是诗人始料不及的。有朋友有兴趣研究“诗史”本身，有朋友把个“以诗证史”看得很高，似乎都没必要。 古代的注家更关注所用典故和所及本事，这个比较有意思。以有清一代而言，清初的钱谦益和清末的郑孝胥，他们的诗中涉及政治比较多，这样的诗自然就更“有得读”。以钱谦益为例，他在给钱曾的信里明确说“（我的诗）廋词隐语，亦复不少”，钱曾的注里说，廋词隐语就是谜语，明确了“注诗等于猜谜”这一句我们不太愿意说的话。 诗这种体裁也很怪，它特别适用于不能直说的时代；而这种时代又最是后来的读者想要探究的。钱曾的猜谜工作于是展开。三百年后，陈寅恪不满意钱曾，又来继续。好谜语就是要能不断猜。牧斋希望后人“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愿望不易实现。 钱仲联先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整理了《牧斋初学集》和《牧斋有学集》，用的就是钱曾诗注，归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响至今，成为钱谦益诗作的通行本。2007年，当古典文学丛书出到一百种的时候，举行庆祝会，有学者提议能不能将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考证分疏入钱曾的注解中，使其更完备。但两种著作体例不同，析出不易，合并亦难，于是延宕下来。 2011年春节前后，卿朝晖先生发给我一篇文章，说在苏州图书馆发现何义门（焯）藏《钱曾初学集诗注》旧钞本，比较以后发现比钱先生整理本多出很多条注解。于是新材料的发现，促使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三十年后的起意重做《初学集》中诗的部分，此即为《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之由来。 刻本之情形 要讲清楚这个事情，必须先讲清楚牧斋作品的版本情况，虽然讲版本最易把人说睡着，但《初学集》版本情况简单，刻本情况更简单，只前后有两个木刻本。 钱谦益（1582 —1664），享年八十三岁。通籍后文名甚盛，主盟文坛前后五十年。他的《初学集》刻于生前，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冬，门人瞿式耜为刻《牧斋初学集》。此年牧斋六十二岁，生活安定，新娶柳如是，刚卖了宋本前后《汉书》，财力颇富，禁网未开，不存在违碍挖改之情况。此本可视作诗之定本。 第二个刻本为注本，情况稍复杂。牧斋无缘见到此本，这就是凌凤翔和朱梅所刻钱曾的《初学有学集诗注》。此本刻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牧斋捐馆已四十一年，钱曾于四年前亦登鬼簿。 钱曾（1629—1701），字遵王。牧斋族曾孙，少牧斋四十七岁，与牧斋子钱孙爱同龄。二十岁从牧斋学。在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夏，开始为《牧斋初学集》作注。这年他三十二，牧斋七十九。三年之后，即康熙二年癸卯（1663），诗注初稿完成，请牧斋过目。钱曾《判春词二十五首》之十八自注：“《初学有学诗集笺注》始于庚子夏，星纪一周，粗得告蒇，癸卯七夕后一日，以《笺注》稿本就正牧翁，报章云：‘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牧斋给予很高评价。其所引牧斋“报章”，出自《有学集》卷三八《复遵王书》。遵王虽初学、有学连称，但牧斋所首肯者为《初学集注》，《有学集》或有零星篇什，正本则为临终前所托（见钱曾《判春集》小序谓“易箦前数日，手持《有学集》稿，郑重嘱咐”。这一点《柳传》有误解）。 牧斋的表扬，更多的是鼓励。试想短短三年，“代下注脚，发皇心曲”，谈何容易？事实上是，钱曾注解牧斋的“事业”刚刚开始。康熙十四年（1675）寒食夜，钱曾梦见牧斋以诗笺疑句相询，大为悲恸（见钱曾《判春集·寒食行》自注）。为了不再有疑，当然需要更多的付出与努力。就这样不停地修订，直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钱曾还在为《有学集》中《觉浪和尚挽词》作补注，这时牧斋已经去世二十九年，墓木已拱。离他开始作注也已三十三年了，遵王老矣（六十五岁），他在世的时间还有八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相信他在剩下的岁月里，依然会时有增补，因为这件事实在是个没底的窟窿。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这样说：《初学有学诗集笺注》，是钱曾一生的心血。 奇怪的是，他这一生的心血，没有刊刻出版（他活了73岁，不算短暂）。也许对他来说就没有“完成”，因为总不满意；或者干脆没钱；或者惧祸。由当时情形看，无资付刻当是主因（参《归庄集》所述刻《归有光全集》之始末）。没有刊刻，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白干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