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学者已通过大量文献记载，指出黄帝、尧、舜、禹等所谓上古圣王是神话中的人物，有些学者还运用神话学理论，对黄帝、尧、舜、禹等作了原型分析，如丁山先生以为尧是春神、舜是夏神，尧、舜禅让是春去夏来的寓言；顾颉刚先生、杨宽先生等论证禹是社神等。但由于时代的因素，上古史的这种神话学溯源研究似乎后继乏响，首先是因为上古神话的过早历史化，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作为历史人物的观念的深入人心；其次是这种研究的难度有以致之。上古神话的研究不仅需要坚实的神话学理论的支撑，还涉及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名物学、民俗学、天文学、地理学甚至农学等，所涉学科之多，恐怕是其他研究课题难望其项背的；再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走出疑古时代”思潮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人习惯于将神话、传说看成信史。但“走出疑古时代”论者所指涉的，与古史辨派、神话学派所证明的黄帝、尧、舜、禹等原是神话人物，似乎是两个层面上的事。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就批评过当时的新史学家“爱驰骋幻想，对于神话传说之被信史化了的也往往无批判地视为信史”。（见《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对上古史的研究，包括对上古神话的研究，带来的都将是不利的影响。 《社与中国上古神话》一书试图从“社”的角度，对上古“圣王”的神话与传说性质作些探源研究。闻一多先生曾指出“社”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试图从神话学角度对社进行阐释，这就是他的影响深远的有关“高媒”的研究，但闻一多的研究仅限于“社”与上古婚姻制度的关系，所涉社神话只有关于姜嫄的部分，其他则所论极少。后来有不少学者如凌纯声等对原始时代的社进行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或很少结合上古神话、传说进行。更多学者的社的研究限于秦汉以后的社。他们对社的早期形态，社在早期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虽有涉及，但重点考察的是秦汉以后的社，所作的是属于历史学、考古学范畴的探究。关于社与一些圣王之间的神话学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我们似乎没有见到。叶舒宪关于明堂与神话关系的研究，别开生面，他将明堂与其他民族的“亚”字形等建筑进行的比较分析，对社与明堂的一致性的分析等，对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时代人们对太阳的崇拜留下深刻印象，但对社的创辟性质，却没有涉笔。 辽宁建平县红山文化牛河梁石冢、成都羊子山三级土台等上古“社坛”的发现，由于它们的结构和功能与先秦古籍所载之“四方台”、“灵台”、“圜丘”的一致，为我们研究“社”与神话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远古社的功能除了祭祀，更重要的是“测天”，即明时治历，此点常为研究者所忽视。通过设立“社坛”测天（含观测日月星辰及立表测影），使“天象大明”，这是上古时代一个无与伦比的大事，岂能不被我们的先民记忆流传，这种记忆流传的原始形态已不为人们所知，而历史化为上古圣人与黑暗、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据研究，《山海经》中“昆仑丘”具有的“四方”特征，与已发掘的原始社会的“社坛”的特点一致，这些“社坛”当是神话中“昆仑丘”的原型。黄帝、尧、舜、禹等都与昆仑丘有关，历法的完成意味着天地的开辟，混沌时代的结束，黄帝伐蚩尤故事乃是关乎昆仑丘的混沌开辟（治历明时）神话，但是它被历史掩蔽得太久了。上古的社承担着测天明时的职能，这样神奇的与天相通相连的对象被人们神化，围绕它产生很多神话、传说是可以理解的。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具有多种形态，如世界父母的创世、宇宙蛋的创世、最高创世主的创世、陆地潜水者的创世等，创世神话的形态虽有所不同，但又具有大体相同的结构与内涵，一般都是先叙述天地未开辟前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状态可表现为象征混沌的凶神、恶魔以及“原始初海”，也即洪水泛滥等），然后有神人或英雄或“世界父母”出现，这位或几位英雄或“世界父母”通过“世界山”、“通天树”或其他什么东西战胜象征混沌的凶神、恶魔，平息洪水肆虐带来的巨大危害，开天辟地，建立天地秩序，制定历法，使地平天成，然后创造万物等。通过比较，可以知道，这样的创世神话在中土亦存在，只是它们过早地历史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