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鹤鸣、王澄的《中国祠堂通论》（下称“《祠堂》”）出版了，这是继三年前出版的《中国家谱通论》（下称“《家谱》”）的又一本力作。《祠堂》和《家谱》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数相差不多（六十万字左右），体例基本相同，都由“经编”和“纬编”组成，所以二书称为“姐妹篇”。王鹤鸣先生关于家谱的研究成果著作甚多，是我国著名的谱牒研究专家。他是怎么进入谱牒研究这一领域的呢？他在谱牒研究方面又有哪些建树?“解冻”家谱文化 王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六四级本科生，是我的学长。1967年研究生毕业，适逢“文革”，分配去安徽，先后在安徽省图书馆、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省地方志办公室担任领导。1995年调入上海图书馆，任党委书记，主持工作。 上海图书馆是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特大型公共图书馆，拥有一千多万册图书，三千多万件资料，其中历史文献达三百七十万多册（件）。尤其是家谱收藏更是为世人瞩目。说起家谱的收藏，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功高至伟。共和国成立之后，家谱成为封建文化的糟粕，顾先生却视之为中华文化的珍宝，每年都带领一些同事到江浙一带搜集。在上海的造纸厂和许多废品收购站，经常有他们的身影。“上图”的家谱资料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至今，“上图”的家谱数量已达近三万种，近三十万册，约占存世的中国家谱总数的三分之一！王先生一到“上图”，老馆长就带他进入“书库”，每到一处，仔细介绍收藏情况和资料价值。王先生一一记在心里。虽然他走出大学以后一路官运亨通，多半时间从事党政工作，但他毕竟是复旦历史系本科生，对历史文献并不太生疏，对历史研究依然是情有独钟。在安徽工作期间，他常常抽空阅读、研究历史文献，撰写了一些学术著作。 如今，他来到“上图”，天时、地利、人和，真是如鱼得水！清史学大师章学诚指出：“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方志和正史是研究中华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人们往往偏重于正史，而忽视方志和家谱。所以，顾颉刚先生说：“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两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不为人所知者。”家谱，又称家乘、宗谱、族谱、谱牒等等。家谱记载的是本族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地迁徙、科举仕宦、传记艺文、族规家法等等。这是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伦理学、人类学的重要资料。宗谱资料一般来自民间，史书少有记载。所以，它可补充正史之不足，或校勘史实之讹误。 王先生深知家谱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他开始在这个“大金矿”中沙里淘金，抢救、开发和研究、利用家谱。由于“上图”的家谱长期尘封，无人问津，有的虫蛀，有的霉变。王先生成立家谱抢救整理小组，开始启动家谱的整理、开发和研究工作。至2000年，经过修补的家谱就达三万册。同时，为方便读者查阅家谱，增设家谱阅览室，在全国的图书馆中第一个向读者开放；组织专人编纂《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举行中国家谱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自己撰写许多有关家谱的文章； 将家谱整理、开发、研究和普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策划编辑《解冻家谱文化》。所谓封建糟粕的家谱开始“为人民服务”了，人们说“查家谱，找上图”！昔日无人问津，被冷落在“上图”角落里的家谱“解冻”了！ “通论”家谱文化 2000年10月，王先生年届六十，退休了。退休，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另一种事业新的起点。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时的迸发，而靠长期积累。一个人到了六十岁退休的关头，往往正是知识积累和资料积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有进取有干劲者，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季先生的这番话说得好！对于学者来说，六十岁是知识积累和资料积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许多学者的大多数著作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王先生卸去党委书记的重担后，依然是一位“有进取有干劲”的学者。在摆脱了纷繁的事务工作后，他以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将全部精力、全部时间，投入到家谱文献的整理、开发和研究中。他在大学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胡绳武教授，多次鼓励他：“撰写一部中国家谱的专著，沉下去五年，一定会有所收获。” “沉下去”，沉到家谱的海洋中去！他在家谱的海洋中，广泛、系统地搜集、整理家谱文献资料。近十年来，他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安徽等地查阅两千多种家谱，对重要资料做了摘抄、复印，并按家谱目录、祖先像赞、修谱名录、谱序、凡例、恩荣录、谱论、姓氏源流、世系、传记、家法、风俗礼仪、祠堂、坟茔、族产、艺文、字辈排行、领谱字号等十八类，进行分类。仅此一项，字数就有千万计！为撰写家谱专著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