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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陈凌又选择了突厥金银器、突厥王冠、突厥马镫这三个角度，展开对突厥文化的研究。书中将突厥金银器大致区分为草原传统风格、波斯/粟特风格、中原汉式风格、罗马风格四组，通过分析发现，突厥金银器保留了大量传统器形，同时根据需要适当地加入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这说明突厥人本文化因素始终占据着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吸纳其他因素为己所用。目前所见突厥王冠标本仅三例，即毗伽可汗金冠，以及阙特勤头像和新疆小洪那海泥利可汗像上的王冠。陈凌对王冠的各个要素进行了分析，并与中原毗伽天王朱雀冠、萨珊波斯鸟翼形冠的要素进行比对，发现三种冠的要素在时间上存在联系。这种形制的王冠最早见于安息王朝末期，而最终第二突厥汗国的王冠直接取用了毗伽天王朱雀冠的要素，因而陈凌推测，公元2世纪大量安息人避乱来华，将安息王冠的形制带入了西域；西域于阗人在安息王冠上，比附了祆教战神韦雷斯拉格纳瓦兰伽那神乌化身形象，并运用到了毗沙门天王像中；唐代中原从于阗输入毗沙门天王形象时，则将乌鸦形象置换成了汉文化传统四神之一的朱雀；随后这种毗沙门朱雀冠的形象为第二突厥汗国所接受。在这接受与取舍不同要素的过程中，体现了祆教信仰和王权神授的观念，因而陈凌认为，或许王冠也是第二汗国时期汉化因素增强的一个侧面。书中最后对中国马镫、匈牙利马镫和目前发现的突厥系马镫资料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进行了横向比较。作者发现，中古时期不同地区对马镫的改造可能源自活动于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民族，新形制的圭首穿式马镫很可能就是突厥民族的发明，并且是因为突厥的扩张，带动这种新形制传入中原和欧洲地区。 突厥考古是一个庞大的课题。《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仅在材料允许的情况下，择取了几个不同的层面，置于欧亚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勾勒突厥考古文化的面貌，考察突厥物质世界及其背后的文化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的两百年间，活跃于中原北方的突厥民族，这个倏然即逝的欧亚霸主，迸发了非常可观的创造力、改造力和影响力，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可观的考古学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