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厥，公元6至8世纪活跃于中原王朝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是继匈奴之后中原北方最大的边患。《新唐书·突厥传上》称：“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尤以突厥最为强大。“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新唐书·突厥传上》）可见当时突厥势力之强大，以致在公元6世纪中叶起到8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东亚和中亚的各政权，包括以农耕立国的中原王朝，时不时受其侵扰，各代君主与大臣们，可谓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直至突厥灭亡，史家司马光才如释重负地写下：“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在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发展史中，突厥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目前对突厥文化的研究，主要以历史学研究居多，考古学研究则相对薄弱。而在薄弱的突厥考古研究中，前苏联和现俄罗斯联邦的学者以及土耳其、蒙古等国的学者做得多一些；欧美、日本学者对突厥史或突厥语言学的研究，也为研究突厥考古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些线索。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此研究较少，除了刊布与突厥有关的资料外，一些学者撰文讨论过与突厥金银器和突厥碑铭有关的问题，但涉及突厥考古学研究的论著非常有限。 上海古籍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一书，是中国学者陈凌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突厥文化的一部专著。它从在突厥墓葬文化的演变、突厥金银器的研究、突厥王冠的研究、突厥马镫的研究这四个方面对突厥文化展开讨论。 目前所知可大致确定属于突厥民族的墓葬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大型贵族陵园墓葬，包括佗钵可汗陵、泥利可汗陵、毗伽可汗陵、阙特勤墓、暾欲谷墓、阙利啜墓、翁金墓等，陈凌根据不同的墓葬情况，以及可辨识的碑铭资料，将其分为第一突厥汗国时代和第二突厥汗国时代两个时期，他发现突厥汗国东西两部分贵族陵园的汉化进程并不一致，北突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要比西突厥深一些；两个时期的汉化程度也不一致，第二突厥汗国时代的贵族陵园的汉化程度比第一突厥汗国时代深一些；一是普通墓葬，目前已知属突厥民族但有完整材料公布的墓地并不多，而库迪尔格墓地、图瓦墓地、阿尔泰山西北麓墓地是其中三处比较重要、材料又相对完整的墓地，陈凌在对上述三处墓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石人石围墓、石圹墓、石堆墓等存在于突厥民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墓葬形态。在此基础上，陈凌怀疑，毗伽可汗陵、阙特勤墓中带圆孔的巨型石台，可能是《周书》、《隋书》中突厥“立石建标”、“表木为茔”之葬俗的体现，那巨型石台可能即是用于“表木”的。同时突厥普通的石人石围墓中也发现有栽木的现象，考古学实物成为了文献记载的突厥民族葬俗的实证。另外在墓葬前立石人是突厥墓葬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识，陈凌不仅追溯了这一传统的来源，而且比较了唐陵蕃臣石像，他认为唐太宗昭陵立蕃臣石像是师法突厥的，但在唐高宗、武后乾陵之后，蕃臣石像逐渐丧失墓主擒杀敌人的原意，而是逐渐汉化，转变成类同翁仲的神道石像生，这一改动又反馈给突厥汗国，在第二突厥汗国的贵族墓和普通墓葬中都有体现。自然，突厥不仅与中原王朝往来互动，而且与高昌、波斯之间也相互有影响，陈凌在书中一一予以了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