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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在当下尤其显得重要。我曾经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一位记者关于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的访问，我请他把标题定为“中国现代民主的建设——从民本走向民主”。后来我策划了“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研讨会”，我主编的论文集题目也是《从民本走向民主》。我们应当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儒学的传统历来强调以民为本，从民本走向民主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王阳明“心外无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论高扬主体性，启发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黄宗羲的“君为民害”论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既批判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性，同时确立了“民为主宰（主体），君为客卿（客体）”的民主启蒙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还处在后启蒙时代，需要强调人性解放与思想解放，需要高扬人民的主体作用，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道路。毫无疑问，王阳明、黄宗羲的“亲民”“民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仁政爱民、发展民主的政治改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在当代儒学创新问题上提出了新体新用的“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用论（参见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杭州师院学报》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2年第3辑全文转载；《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原载2011年5月15日《解放日报》“思想者”专版，《新华文摘》2011年第14期全文转载），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从孔孟的仁学仁政、王阳明的“致良知”、黄宗羲的“行良知”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继承而来的。 第三，阳明学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我们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是既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民粹主义主张的。我们不要人家压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压倒人家呢？我们求得一个多元和谐就可以了。西方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东方文化和它交流，沟通互补，共存并进，不是很好吗？我提出“多元和谐”文化观，也是从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 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现在我们有些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知”与“行”完全脱节，其结果是失去民众信任，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行良知”、提倡“知行合一”，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 总之，我认为，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当此《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出版之际，本人作为《全集》的主编者，谨依据《全集》所载明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参考本书编校者之一的董平先生所撰《王阳明的生活世界》等著作资料对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介绍，并概括本人对王阳明与阳明学研究的浅见，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思想主旨以及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庶几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王阳明的事功思想于万一，作为今日文化建设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