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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耕华教授曾比较陈寅恪先生和吕先生在史学风格上的不同，谓“陈寅恪的史著蕴含着一种惋时抚事的感伤和深沉悲凉的情怀”，而“吕思勉的史著常带有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88页）。严耕望先生评价吕先生：“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张耕华继之曰：“虽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却有强烈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则谓：“父亲性格坚强，所以看问题比较乐观，也总从好的方面着眼”，“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吕思勉集》有《论青年的修养和教育问题》一文，谈到“迷的安分”和“智的安分”。吕先生认为，通常所谓安分的人，不过是听命于他人，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安分，所以都不过是“迷的安分”；而“智的安分”，即明白自己所应尽的义务，负起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并寄语青年：“社会制度，是不易一时改革的，青年在今日环境之中，却不可不思所以自处。” 近日随时翻阅李永圻、张耕华所编撰的将近一百六十万字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称《年谱长编》），只觉先生一生治史，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厄与不幸，都未曾稍懈。先生前后痛失三子，是乃何等的不幸！然阅《年谱长编》可知，凡此等痛苦与不幸之时，先生仍读书著述不辍。先生为极富感情之人。据吕翼仁回忆，家人得病，先生皆日夜亲自护理，无微不至，却“拿着一本书，一方银砚，一支笔，一杯茶，一管水烟袋，就坐在病人房里工作”。抗战期间，先生困居租界，而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上》和《先秦史》；回乡后，贫病交迫之下，除完成《吕著中国通史下》之外，则继续写作《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读史杂记。《年谱长编》的作者说，“此亦寓先生书生报国之深意”。 “我觉得奋斗就是生命，奋斗完了，生命也就完了。从前文人的多感慨，不过悲哀于不遇。奋斗是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得的，根本无所谓遇不遇”；“学问从来没有替个人打算的，而是替公家打算的”；凡“自私自利”、“阴险刻薄”、“凶横霸道”的人，若说是有学问的话，“不过是世俗所捧罢了。世俗所以捧他，则正由世俗之人未知何者谓之学问之故”。先生“强烈的乐观主义”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除了性格的原因外，正源于对“学问”的这种“智的安分”。“城濮之兆，其报在邲”。学问事业，虽或不能挽救时局，“正如大川之水，伏流千里，迂回曲折，卒达于海，正不能不谓之成功！”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先生曾在小组会上，戏言自己只研究汉学（时人以为吕先生只懂考据），不研究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套“义理”），所以不懂自我检讨，只觉有同儿戏。这样的挖苦态度，引来了同组人员的批评。之后的记录显示，先生“经过批判检讨，把学术架子撕破了些，可是对其本身的著作仍然没有正确认识。现在仍继续其旧的著作计划”，但也“有些好的表现，复课是（时）对同学讲：‘我的学力不够’”，“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实际上是有些困难的，他自己也坦白说：‘有些地方我读不懂’”。《文集》收有先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自述》，谈到自己学习马列的过程和今后的打算：“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四十七岁时（1930年），于马列著作“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如获指针也”；“近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自己对‘马列主义，愧未深求’），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学，（三）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比起这种磊落坦荡的学者胸襟，那种凌驾于人、自恃懂得马列的褊狭，真可以休矣！先生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即“受骗上当，被人拖累”，事后却“总是说：在当时情况下，我不得不这样，这样做才心安理得”。但对以政治地位傲人、贬低学者的一时风气，是不屑的。1953年，先生七十，抄录旧诗赠友人，而将1943年为女儿三十岁生日时写的《再示荣女》一诗删去。此诗有云：“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先生记曰：“此诗今日须删，不然人视之，将与今之群儿等耳。”以表达对此等风气避之惟恐不及的态度。 英国的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读史书当了解写书的史学家是怎样的人，仔细倾听他们的心声，“如果你听不出什么声音，要么是你有些重听，要么那位历史学家便是个驽钝之才”（《历史是什么》，商务1981年版，19页）。《吕思勉集》所编选的吕先生的文字，对吕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是有着怎样经历的史学家，都作了比较完整的呈现。笔者读之再三，每有会意，欣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于以往读过的吕先生著述亦时有会意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