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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先生认为这种“合同而化”，也应成为当时普通教育的原则。在先生看来，当时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学问和事业的隔绝”，以至大多数具体任事的人，认识不到要对其所任之事的缺点加以改良，或对其所规划的事业存有改良的愿望；社会因此而呈现盲目、因袭的状态；而仅凭少数人来承担改革社会的责任，“必至于举鼎绝膑，本来的目的未达，反生出种种祸害”。但是，究竟“如何使人人有改革的志愿，了解改革的意义”呢？先生认为，这就要在普通教育中，贯彻将书本知识与眼前事实“合同而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毕业后到社会上做事，也要有“学问”的眼光；学生不论所学为何，“对社会国家，都要有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通过这样的教育，可以“使其影响扩大而及于全社会”，形成“教化”的力量；只有这样的“教化”，才能使做事的人都有一点“学问”，“看出当时社会的需要，决定其行动的方向与方法”。 毋庸讳言，稍有些世故的人，对先生这样的想法，恐怕都会觉得未免太不切实际。先生自己对此亦不免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无奈。抗战期间，先生回乡教中学，曾与学生约定，每天抽一小时“不谈读书而谈书以外的事实”，意在引导学生随时将书本知识和眼前事实相互印证，“使书本和事实，逐渐地打成一片。然而，来的都是喜欢读书的人，所谈的也都是书上的话”，“因为有许多问题，离现实太远了，竟无法引而近之”。先生甚而感叹那些“会说读死书无用，学问要注重现实的人”，“较诸只会读书的人，成绩更恶劣”，“大都是没有研究性质的人”。但他仍坚持认为，这“并不能作为读死书的人的藉口”。先生一生从事教育，旨在教人如何读书，而不是读死书；教学生将书本和事实“合同而化”，也是先生要对读死书的教育进行改良的一种实践。 史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可以纯粹是对过去的事实的发现；“旁征博引”的考据，亦足以让人佩服；至于宫闱秘事、才子佳人、阴谋秘计等等，那真是可以引人入胜了。但是，史学家所真正致力的，是获致对历史“一般状况”的深刻理解和阐释。虽然，“状况原是要靠事实然后明白的”，但史学家追求的事实，是“‘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这所谓的意义，在先生看来，就是“若真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 读先生的书，深感先生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先生强调“合同而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现实为理解历史的钥匙，增进对今天的认识。惟此，“合同而化”，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史观。从这一史观出发，先生认为“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原”，并因此强调治学精神的纯粹，批评当时的风气，“总不免有轻学术而重事功之见。而且谈起学术来，还要揭举着‘有用之学’四字。其实，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先生以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佛学与理学的兴盛为例，指出这些学说的兴盛与五胡乱华，以及辽、金、元时外族入侵正有莫大的关系，岂可以“不切实际”、“空言误国”视之。先生举例说：“理学讲尊王攘夷，严义利之辨，重君子小人之别，遂使中国之民族主义，植下深厚根基，异族的压迫愈甚，我族的反抗亦愈力”；“试看明清之际，抗节不屈，以其心力，栽培光复的根基，全是一般理学名儒，就可知无用之用了”；而“西力东侵以来，新旧相形，情见势绌，正是我国的文化，需要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尽瘁于旧学的人，因时局的紧张，反有舍弃其纯粹治学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似无关实际，其实此为整个民族趋向转变的一个大关键。非此中消息先有转变，时局是不会有转机的”。接着这样的话头，先生高度评价蔡元培主持北大，“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其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