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贪污“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吕思勉先生回顾历史曾指出，历史上的“变乱时期，一切无成法可循，贪污的机会就到了”；“新兴的事业，大抵皆无详密之法律可行”，“自然也给贪污者以肆行无忌的机会”；“今日贪污的现象，所以特别普遍而深刻”，“一者由于我们今日，仍在一个变乱时代，纪纲不整，暴力横行。二者则由于新兴事业之多，无法律可循，习惯可守”。而关于如何根除贪污的问题，先生认为，无论于古于今，在官僚政治之下，官员之中总是公忠体国者极少，即便都能使之居于监督地位，对贪污的行为也只能“去其太甚”，而不可能“以此而挽狂澜于既倒”；解决贪污问题，“必地方自治发达”，“以多数的人民，监督多数的官吏，使之不能作弊，不敢作弊；只有人民自己办自己的事，能定出适合于实际的办法来，使人可以遵循”；“政府所办的事情多了，恐怕非藉此（社会）力量无以善其后”。且不论通过地方自治、人民监督来根除贪污，自有现代社会理论为依据，其可行性亦自有相关的史事可以印证。即对贪污的“普遍而深刻”，史学家要了解其所以然，正不必先了解历史才行；反而是借助于对现实的了解，再根据各种历史记载，更易推知历史上类似问题发生的原因。而先生对官僚性质的认识，更与“活事实的参证”相关。先生曾说：“天下有许多事情，昧着良心措置，就容易过去；摸着良心措置，就难于过去。譬如有个土豪欺压无势力的，你帮着土豪欺压无势力的，事情就容易过去。要是帮着无势力的反抗土豪，可就易发难收了。学者往往不肯昧着良心措置事情，普通人（官是由普通人来做的）评论处置事情的好坏，大抵只问其了结与否，而不问其了结的方法如何，就觉得学者多不能办事。”像这样的“譬如”，当然不是凭空可言的。而在论及王莽改革的失败时，先生曾指出：“国家推行一种政策，势必借手于官吏。但官吏亦久已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人的普通性质，权力没有限制，总是要滥用的。官吏是权力在手，可利用之以牟利的人，所以做官与作弊两个名词，几乎常相联带……以一般情形论，不论古今中外，总是一样的。”这样的认识，与先生的人生阅历，也是有极大关系的。先生曾自述其不参与政治的原因：“予本不能作官；当时政党之作风，予亦甚不以为然。”这“本不能作官”，固有性情方面的原因，又何尝不是出于先生的学者良心与官场作风的冲突？ 现代史学的宗旨，是“求状况而不是求事实”。“事实原因环境而生，若不知其环境，对于事实的性质，必也茫无所知，更何论了解其经过”；“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这里，先生所谓的“环境”，强调的是历史上各时代的“一般状况”。环境不同，人的行为也就不同。如韩信与戚继光，前者根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竟以乌合之众背水而战，后者则以练兵为取胜之道。先生指出，韩信生当举国皆兵的战国时代之后，所指挥的乌合之众，都受过战争的教育，具有战斗技艺，故能置之死地，使人自为战；戚继光生于统一时代，深知承平既久，百姓缺乏军事教育，故必先训练而后用之，可见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区别，实出于各自时代“一般状况”的不同。 显然，将书本记载与眼前事实“合同而化”，不是简单的古今事实对照，而是对历史和现实各自“一般状况”的相互参证和理解，就像是将人体与猴体的解剖相互参证，分析比较两者身体机理上的异同。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而猴体解剖也有助于对人体解剖的理解。当然，对历史这只“猴体”的“一般状况”，史学家只能是在搜辑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这个“再造以往”的过程，是离不开史学家对所处时代“一般状况”的认识的。至于各时代的“一般状况”，吕先生认为，总是当时人较后人要清楚。这就好像要了解贪污“普遍而深刻”的原因，史学家正不必先知道造成历史上类似问题发生的“一般状况”。通过对所处时代“一般状况”的“人体解剖”，史学家对历史上的“一般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自能获致“合同而化”的历史通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