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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金出了我的第一本书” 提起往事，罗洪难忘文学大师巴金对自己和朱雯的关爱。 朱雯与巴金相识是从普通读者开始的。朱雯钦佩巴金的才华，以读者的名义写信向作家谈心请教，没想到，巴金很快就回了信。从此两人书信不断，虽素昧平生，却像是熟识的朋友。朱雯把每次通信的内容告诉正在热恋中的罗洪，让其分享自己的愉悦。他们觉得巴金不仅讲诚信，对社会也有很强的责任心，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去见他。他们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见到了正在写长篇的巴金，相谈甚欢。不久，巴金到苏州回访了他们。后来，还受邀来到松江，赏玩佘山，品茗聊天至深夜。 罗洪告诉我，巴金当时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一天，巴金主动对她说：“我看你发表了不少作品了，够出一本集子了吗？有五六万字就够了。”接着又说：“有空把它编起来。”就这样，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儿童节》在巴金的关心下诞生了。罗洪说，除她外，还有刘白羽、萧乾、陈荒煤等人的第一本书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解放后，巴金当选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协下属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创办时，罗洪是小说组组长。罗洪没忘记，她有问题即向巴金请教，从编辑思想到稿子审定，巴金毫无架子，都给予她直接的帮助。 还有一件事最令罗洪难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雯翻译雷马克的长篇小说《凯旋门》、《流亡曲》两部译作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解放后，朱雯潜心翻译苏联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当时，他手头只有一种英译本，很想找一本俄文版的，但走遍各大图书馆都没找着。一天，无意间与巴金谈起此事。想不到的是，没多久，巴金竟把一本装帧精美的俄文版《苦难的历程》交到了朱雯手中，激动得朱雯无言以对。更令人感动的是，罗洪后来从巴金夫人萧珊口中得知，他们家搬到武康路后，书还没来得及整理，为找朱雯那本书，那次巴金翻遍了藏书堆。 3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解放前后出版短篇小说、散文、特写集和长篇小说达十余本。1980年后，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群像》、短篇小说集《浮蚁集》、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民国小说经典《薄暮的哀愁》等。 读罗洪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时间的隧道回顾到历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强烈领略到她那独特的笼罩全书的一种哀愁伤感的氛围。罗洪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她摄取生活的能力与把握题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里并无复杂错综的故事，而以侧重人物性格刻画见长，特别是细微精致的心理描写，竭尽当时的人情世态，在她那几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别的作品里，依然浮现出她作为女性那种特有的丝丝情状。 著名学者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这样说道：“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曾经为她出过书的出版家赵家壁在谈到罗洪旧作《春王正月》时也说，罗洪与上世纪30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 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文革”中，她被迫退休。直到1977年来到北京，看到那么多的文艺杂志如百花竞放，她那颗“死”了的心，重又跳动。 罗洪那支似乎已经抽涩了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她相继在《上海文学》《人民日报·大地》等全国各地著名报刊上发表作品。她写出了反映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的中篇小说《夜深沉》，及反映当代爱情悲剧的《没有写完的生活答卷》；从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创作杂忆》，为研究新文学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世纪的文学沉浮见证人，她的作品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小说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说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及《20世纪中国女文学文库》等重要选集中。 作者手记 一个与文学结缘的人，他（她）的写作可能就是一辈子。罗洪老师堪称代表。我记得那天，她从书柜里取出那本玫瑰色封面的《上海文学》，说：“这里有我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完成于2009年2月。没想到，6月份就刊登出来了。” 我接过杂志，罗洪老师说：“编辑部送了我一些，我又买了不少，但不知道要的人那么多，全送了，只此留下这一本。你可带回去看看，但要还我。”老人笑了，依然那么随和，依然那么认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