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建立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王国，在约前14世纪中叶以前，政治中心与宗教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今河南郑州一带，留下了规模巨大的郑州商城。这一段时间的商王国，为了方便研究，可以称之为商前期王国。而在约前14世纪中叶时，商王国迁都于今安阳，据古本《竹书纪年》，此后有二百七十三年未再迁都，这一时段的商王国相对于前期可称为商后期王国，亦即殷代商王国。商后期王国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已发现的殷墟甲骨刻辞年代相合的，因此商后期王国可以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有同时期文字记载之最早的国家，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商后期王国的存在还有在大半个世纪以来殷墟发掘取得之重要考古资料可以证明。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商后期王国之形态无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与中国文明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而且，鉴于商王国在其存在时间内，一直是当时东亚区域最强盛的国家，商文明对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所以这一课题的学术意义应该不仅限于中国史研究领域。商王国的形态特别是现在有可能获得较详细了解的商后期王国形态，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早期国家的模式之一。在商后期王国形态这一研究课题范围内，其政治地理结构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透过对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的探讨，可以了解到商王朝作为中央政治机构是用何种方式来控制并治理其领土的，并由此得知作为早期国家，其国家结构形式究竟有哪些是其独特之处，有哪些则为后世国家所承继，并对中国政治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由于这一专题素为古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瞩目，在本书写作之前，已有众多中外学者在此专题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在本书的绪论中作者已有所介绍。这些成果无疑为本书写作奠定了基础。作者从中学习并吸收若干重要见解的同时，也感到有一些较重要的问题还有可商榷的余地，有自己的某些新思考，特别是感到近年来新的田野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更使过去一些旧的认识有可能得到更新，也为将此专题进一步作深入、作细致提供了资料保证。以上诸方面，应该是作者选择此一专题进行研究而写作本书的动机。 本书作者韦心滢女士于2007年始在北大攻读先秦史博士生，四年期间，在学业上可谓孜孜不倦，除研读历史文献外，尤致力于甲骨、金文等古文字与青铜器的学习，并选修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知名教授开设的商周考古与青铜器专业课程，这些努力都成为她完成作为本书基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前提。现在即将付梓的，则是她在答辩后接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审阅意见后对博士论文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并根据新资料对内容作了补充后完成的。 本书所取得的具体学术成绩，择其要者，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对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作更深入细致研究的框架。即将商后期王国的政治领域分划为三个区域：王畿、近畿和边域。“王畿”一词，未见于殷墟卜辞，这里是借用后世词汇来指称当时为商王所直辖的商王国之中心政治区域。这种分划是将商王国王畿以外的卜辞所称之“四土”，又再作了两个层次的分划，特别是在近畿区域外，将边域单列为一类区域。而鉴于当时边域地区有着与后世不同的特殊的政治地理形态（作者在书中对此有较详细的阐述），这种划分自然更有利于揭示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之特征。作者还根据多种资料，具体地探讨并勾画出三个区域大致的地理空间范围，从而使对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在空间上与内涵上有了一个较真切的、较具体的认识。 二、在本书讨论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之前，用了一定篇幅考察了商前期王国之政治地理面貌，特别是对此一时段商王国都城设置之地理位置、都城之功能与其特征尽可能地作了较客观的探讨。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了盘庚迁殷、定都安阳举措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使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较商前期发生了具有转型性的变化，亦即实现了向早期“领土国家”之转化。这一点以往似较少有学者作过专门论述。 三、本书对商后期王国王畿区域内政治地理结构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着重在殷墟地区的局限，努力探讨了殷墟都邑外王畿内各种政治地理区块的功能与分布，特别是关注安阳及商末沬邑（即朝歌）的重要性，将存在于安阳与朝歌的两个都邑在殷代商王国王畿地区内的不同政治功能与作用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对商王畿的政治地理结构之认识较以往有了相当大的深化，此一研究也具有一定新意。 四、本书所谓近畿地区，即在商王国边域与王畿之间的区域，过去研究者多将之笼统地归入“四土”中，对其在当时的政治地理区域功能多未能作具体考察。本文据考古与甲骨卜辞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此一区域内分别属于商王与商人各宗族的不同政治领域之分布、形态与功能。其中像近畿内商王有常驻之大邑、商王田的位置以及“非王卜辞”中所见商人子姓贵族家族居地之分布等，都有不少作者的新见解。文中对商王田猎区及其政治功能的论述也有前人未及深入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