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3年7月15日（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出生于现昆山千灯镇。顾炎武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满腔热血参与反清复明运动，另一方面又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为纪念顾炎武诞辰400周年，顾炎武学术研讨会前天在昆山举行，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家范、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卜健等全国学者以及顾氏后裔参加了研讨会，当天上午还在顾炎武故居举行了祭祀活动，400多位各界人士拜谒顾炎武祠堂。去年，近1000万字的《顾炎武全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炎武爱国是“爱天下” 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动荡的年代，他积极参加过反清活动，又长期游历并定居北方著书立作，鉴于当时心学空谈的流弊，一生为学, 始终抱定经世致用宗旨,崇尚实学。当日与会的多位学者也更重视顾炎武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思想，并试图与当下中国的社会改革做一个对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也是昆山人，他在华师大讲授中国通史，最大的兴致是研究明史，“而研究明史的最大心结是明为何灭亡”。顾炎武一生的著述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明灭亡的反思。王家范认为顾炎武对明亡的反思“很热，也很冷”。一方面，顾炎武持反清立场，但王家范教授更看重的是顾炎武的“冷”，“他从来不是对一朝兴衰之总结。他对明灭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整个中华历史的全面彻底体检。他对整个中国的王朝历史、政治、文化、民生、学术，无一不点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这句话也可以看作这位清学开山之人的“热”，但王家范教授对这里的“天下”一词有另外的解释。顾炎武这里的“天下”可以是王朝、国家、民族、文化，王家范教授则把它当作“社会”来理解，“天下责任就是社会责任，他强调世道人心，他强调历史变革和社会变革必须从历史累进中寻求。”王家范教授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既包括“兴之责，也包括亡之责。天下兴亡，人人有责，这点少为人注意。若不从‘人人有责’着手检讨，社会全面的改善将会落空”。 在对顾炎武的研究中，对他的“遗民”角色总是纠缠不清，会强调他的复明身份。“以前我们研究顾炎武，总是纠缠于他的遗民角色，讲他的复明身份，但顾炎武着眼的不是一朝一代一姓，他爱国爱的是天下，他对明的灭亡一方面痛心疾首，但在痛心之余又研究其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在这个过程中也并不拒绝来自清的资助。”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会上表达了和王家范教授相似的观点，“所以他不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对一朝一代的那种忠诚。这些都是顾炎武跨时代的精神遗产。” 葛剑雄教授是顾炎武的研究者，也参与了《顾炎武全集》的整理，但他也自称是顾炎武的“崇拜者”，“顾炎武的经世致用、重视实践对我影响很大。” 重视渐进改良的本土特点 王家范教授关注的是顾炎武政治改革思想与当下社会改革之间的关联，顾炎武本人也最重视经世致用之说。“历史变革必须从历史的累进中去寻求，既不割断历史，又不屈就积弊。（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历史检讨，与后世相比，是最本土化的，也是最具有实际操作路径的。不作乌有的空想清谈，犀利尖锐，但非激进躁动。民本主义与人文关怀是他们对社会设计的核心内容，而操作路径则从历史累进中求实际，求渐变，为‘返本开新’的儒家改革精神树立了一种典范。” 顾炎武提出要明确君主（国家首脑）的作用并对其进行制约，明确了官僚机构的职能及其监督作用，以及对监督机构的监督。王家范教授认为，这是顾炎武对政体改革的思考。顾炎武还提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调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提出发展经济与民间经济积累的关系，经济主体与部门经济的关系，文化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等。但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改革，王家范教授认为，顾炎武强调累进的改革，也就是“用旧瓶装新酒，中国现在的改革也应该如此”。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在他的发言中也着重强调了顾炎武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他认为顾炎武《郡县论》九篇从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层面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其社会理想是‘厚民生、强国家’；其政治学说是论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可能性，亦即在郡县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实行县令‘世官’制度。这是一种在地方政治机构中有限度恢复分封制中的特有世袭制。” 如前所述，王家范教授在会上概括了顾炎武社会改革思想中的几个重点，而这些观点对现在的中国社会改革依然有启发性，这些观点大大超越了其时代，在某些方面甚至与西方的政治思想相类似。顾炎武本人重视经世致用，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改革思想值得当代学者关注，但王家范教授认为，应避免将顾氏改革的理论“现代化”，硬套西方概念，忽略其渐进改良的本土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