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与《老子指归》是现存汉代《老子》学的三大重要著作。前二者采用传注体裁，后者近乎专论性质，似乎不以章节句释为主。其实不然。学界一般使用的严遵《老子指归》，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王德有点校本。据该书点校说明，此本以明《正统道藏》本为底本，并从五十多种《老子》注中辑出了八十余则佚文。此后，谈严遵、谈《老子》学、谈汉代思想者，多据之为说。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一方面王氏本太过简要，没能按照底本进行细致整理；另一方面，则因严遵此书自清代全祖望、四库馆臣质疑后，一直聚讼纷纭，说真说赝，争议不断，前辈学者如王重民、蒙文通、严灵峰、王利器、金春峰、郑良树、李学勤曾先后撰文论列，而真本说渐占上风。王氏本认可真本说，但仍有疑难未决。近出樊波成《老子指归校笺》一书在前人既有成果之外，又有创见，他结合青海上孙家寨汉墓竹简，指出严遵之文与汉代军制实情相符合，为这一学术史问题的定案增添了重要证据。 不过，此事尚非樊波成新著的最大贡献。对于严遵《老子》书，近时的意见虽多主其不伪，但若深究该书内文诸如《君平说二经目》、《道德真经指归序》等篇目是否严遵所作，以及《道》、《德》二经究竟谁为上下，仍然莫衷一是。书内不但从文字用韵的角度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又通过北大简《老子》推测了上下经排序可能呈现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并且详细论证出《道藏》本严遵书《老子》经文之下长期被人误认为是唐代谷神子注的文字，竟然应是严遵本人所作！《老子指归》的小注，可分《老子》经文注和“指归”部分注两类，前人以所谓“谷神子注”加以统称，对之忽略已久，明人胡震亨刊本以及王德有点校本均将其削而不载。但樊波成认为经文注不仅符合两汉用韵的特点，也与楚蜀两地古方音吻合，断不可能是六朝以后的作品。他指出，经文注中元真、阳耕、阳东、祭质、月质、幽宵、歌支等韵分别合用，歌部支韵字不入支部，鱼部麻韵字不入歌部，以及阳声韵和阴声韵、入声韵通押，是汉代甚至西汉时期韵文的特殊现象。韵脚的自然流露最能体现作品时代特征，樊波成因此能力辟前人之说，又援引简帛《老子》作为补正，直指经文注的作者即是严遵，其发覆之功甚巨。此外，樊波成还点明被不少人误当作《老子指归》“略例”的《老君指归略例》，实乃王弼《老子指略》，反非真严遵书，可谓不苟同亦不苟异。 通过回溯历代史志对严遵书的记载，并旁通汉代经学著述的体式变迁，樊波成进而指出，所谓“老子指归”应正名为《老子章句》。新考订为严遵文字的经文注即是总结并引申句意的“句”，而旧称“指归”者，则具“章指”的性质，两者合观，可以窥见汉世章句之学的一段风貌。章句学的发生与消亡，是汉唐间学术史的重要变故，而由于典籍湮灭，今人所见的章句体著作仅有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和河上公《老子章句》残本等三数种而已，以此少量文献悬测章句学的实情，难免费人猜想。如今樊波成新著不但从文本上而且在性质上论证了传世《老子指归》就是汉人章句的孑遗，原来公认为专论性质的《指归》摇身一变，又融入章句传注的大传统中。于是，千百年众口所传的《老子指归》，一旦还原为《老子章句》，被重新置于汉代学术思想史脉络去观察，不啻生发出一些原本未曾体会的韵味，真使人感到豁然开朗。经由此一视角，樊波成全面恢复了现存的严遵《德经章句》，进而在前人基础上，广搜道家秘笈，对《道经章句》进行辑佚，酌加注解，另附录历代书目著录、序跋提要及重要辨伪文献等，将一部全新却又尽可能接近原貌的汉代《老子》学著作整理本奉献在读者案头。 樊波成新著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细致研读了《道藏》中的严遵著作。《道藏》篇幅庞大，文献丛杂，兼以词句隐晦，人视之为畏途。现代学者之阅读《道藏》，若自刘师培算起，迄今业已百年。百年之中，能够细绎藏经，并在文献学上有所发明的学者为数甚少。但就是这为数甚少的学者，也为学界留下了不少难得的治学经验，留待后人悉心体味。真要想就道教研究有所创获，便非得以前人为榜样、回归文献本身不可。而回归文献并不意味着要费尽心机去搜奇揽异，钻研人所不经见的偏僻文献，有时候读常见书却最能见出一个学者的功力，关键在于如何去读，去研究。举例来说，樊波成在其新著中多次以文献的用韵来考察其时代，正是陈国符的《道藏》研究经验谈里特别推重的方法，旁人也不是没有读过《道藏》本的《老子指归》，唯有籀读文献，扎实融汇前贤经验并付诸实践，才能在严遵《老子指归》的考证上有所突破，数代学人持疑未决的问题，至此始得廓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