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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秋：长岛要市先生对中国非常友好，一力促成了这个项目的启动和完成，很了不起。他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为了找一个和我们（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对接”的单位，他联系了他的亲戚、日本共立女子学园理事长石桥义夫先生，作为与我们对等的合作方。他还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与宫内厅、与宫内厅书陵部的人进行沟通，并帮我们落实了负责复制、核对等具体工作的人，即日本共立女子学园上野惠司教授、宫内厅书陵部的吉野敏武先生等。此外，他还提供财力支持，他筹措资金，为宫内厅书陵部买来了先进的复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新设备，买纸，买胶卷，等等。 中间，工作曾一度搁浅。我们计划复制143种书，当1999年我们拿到了其中73种的时候，由于日方人员变动等原因，工作停滞了数年。这个时候，长岛要市先生已经患病，但还是决心完成这一工作，又再做各方的工作，终于在他去世之前使整个工作得以完成。记得最后一批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李东翔先生于2005年回国时帮我们带回来的，是几大箱子的胶卷。整个过程中，日本朋友付出了大量心血，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友好的一片真心，这是我们永不会忘记的。 读书报：真是不容易啊。 安平秋：是的。其实后来我们曾想把静嘉堂文库的宋元版书复制了，托一个日本朋友去问，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他们还对我们复制了宫内厅书陵部的书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天皇的藏书是神圣的，怎么能被我们“弄走”呢！ 出版过程就是学术研究过程 读书报：复制回来之后是出版的环节，请介绍一下这一环节。 安平秋：最终，我们从复制回来的书中精选了66种影印出版。精选的标准是：（一）宫内厅藏本为海内外孤本，未见其他藏书机构收藏者；（二）在同书诸多版本中，宫内厅藏本是初刻本或较早版本者；（三）中国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藏本是残本，而宫内厅藏本是足本或较全者；（四）该书学术价值甚高，而海内外至今未有影印本或排印本者。这次影印，我们一仍宫内厅所藏这批古籍的现状，不做校改、修补和任何加工，包括日本阅读者所加的批校也予保留。 出版前，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一是组织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13位专家将从宫内厅复制回来的144种宋元版古籍与国内所藏同种古籍做了比较研究，从中选择最具出版价值者。二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为影印的每一种古籍撰写《影印说明》，介绍或考订作者生平仕履，揭示该书的学术价值；并根据历代书目和存世版本考辨该书的版本源流和价值。 我们这样工作的成果之一是发现宫内厅所藏144种宋元版汉籍中至少有四种其实不是宋元版。一是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宫内厅著录为南宋淳熙三年刻本，实际是明代据南宋淳熙刻本覆刻印行的。二是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二十卷，宫内厅著录为元刊本，实际是明正统年间翻刻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刊本。三是元王幼学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宫内厅定为元刊本，实为明洪武年间刊本。四是南宋刘应李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前集100卷、后集34卷，宫内厅著录为元刊本，实际是明初刊本。具体的考证，读者可以留意顾永新、卢伟、顾歆艺、吴国武等学者即将发表的相关论文。 从1999年复制回第一批书，到2013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丛刊》出版，中间有大约14年时间，我们一直在进行研究。上述就是我们研究的过程，而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丛刊》中每本书的《影印说明》里。 读书报：您提到出版的这批书都是珍本，能否给我们举些例子？ 安平秋：例如《尚书正义》，宫内厅所藏为唐孔颖达单疏本，二十卷，十七册，南宋孝宗前期据北宋监本覆刻，为日本称名寺僧人圆种从宋朝带回日本，现为海内外孤本。《初学记》，唐徐坚等撰，宫内厅藏本为南宋绍兴十七年刊本，而国内已无宋刊本，所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十年安国桂坡馆刊本。《三苏文粹》，宫内厅藏本为南宋初年刊本，100卷，完整不残，而国内不存此本，所存最早的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末期宁宗时刊的70卷本。 (责任编辑：admin) |